自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历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三十年,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充满了曲折和苦难。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现代化的重新启动。中国的现代化追求,已经从早期旨在改变落后局面、救民族和国家于危难的被迫现代化,逐渐转向新时期基于自身发展内在要求的主动现代化。20世纪90年代末,在西方“后现代”思潮兴起的背景下,国内学界形成了一个“反思现代性”的学术热点。从追求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现代性的问题意识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学界对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系统的理性省察和反思。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终成功启动与推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展开的,因此,执政党所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现代性及其相关问题的认知与解答,具有直接的实践品格。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分析表明,一方面,执政党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核心价值,其所致力建构的是一种以“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现代性,具有与西方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路径；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空背景下,最高决策层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和途径也有了新的认识,通过主动接纳、吸收和整合现代性的基本价值,为现代化提供制度与观念的保证。当前,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市场经济的发展促成了中国社会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民间社会的崛起,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但现阶段中国的现代性仍是不完整的现代性,市场化、理性化等现代化要素还需深入发展,现代性尚未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性的文化精神和社会运行机理,保障个体主体性和社会公正的民主体制也尚未健全,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与此同时,现代性的危机例如主体性发展的偏颇、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压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等等,却已经在中国社会出现。现代性有其内在弊端,但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并不意味着现代性价值的终结。现代性实际上是一个持续的、不断自我修正的动态建构过程,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超时空的现代性。因此,作为一种实际的现代生活进程,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可以是多元的,不同国家的现代性也可能因此而带有地域或民族特色。应该从惯用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转向“转化-创新”的分析框架,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平衡与对接,从内因与外因相结合的双重角度建构现代文明秩序。另外,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在方法论上还需要注意几个方面：一是避免情感式或“主义”式的话语立场,二是始终注意中国现代性的特殊问题情境,三是应对现代化作建构性的整体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