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前期问世的《汉书》颜注和《后汉书》章怀注代表了当时两《汉书》学的最高成就,两注中涉及儒家经典阐释的内容又为我们研究唐代前期的经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的研究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首先,将两《汉书》注中涉及儒家经典阐释之内容逐条与唐以前旧经注做出对比,对史注与经注的关系作出界定。注中所涉儒家经典,本文主要择取了其旧经注差异较明显、两《汉书》注对旧经注的采择倾向亦较明显的五种经典(《易经》、《尚书》、《诗经》、《孝经》、《论语》),并将两《汉书》注即史注与经注的关系及具体内容列成十个附表,然后据以对二者诸关系进行分类统计。通过对比,笔者发现颜注、章怀注在经书传注的择取上截然异趣。涉及《易经》的阐释,颜注多主于王弼注,章怀注则郑玄、王弼二注均有所从；涉及《尚书》的阐释,颜注多主于伪孔传,章怀注则郑玄、伪孔均有所从；涉及《诗经》的阐释,颜注多依《毛诗》传、笺,章怀注则有时以《毛诗》传、笺为本,有时则以《韩诗》及《薛君章句》为本；涉及《孝经》的阐释,颜注多主于《孝经孔氏传》,章怀注则主于《孝经郑氏注》；涉及《论语》的阐释,颜注多主于何晏《论语集解》,章怀注则《论语集解》、《论语郑氏注》两从之。基于第一部分的对比,本文的第二部分将颜注、章怀注置于汉唐经学史的视野中进行考察,颜注对盛行于南朝的经书传注有较高的认同,章怀注则对南、北两朝所行用的经书传注均有一定比例的承袭。章怀注对郑玄之学的承袭较为明显,北朝经学以郑玄为其宗主,而颜注对郑玄之学则略有贬斥,对难郑的王肃之推崇见诸注中。章怀注对于《韩诗》、谶纬的征引以及以《诗》为首的六经排列方式与今文学派一致,而颜注对伏生《尚书》、谶纬、感生说的反对,以《易》为首的六经排列方式正与古文学相同,表现出一种古文学的倾向。本文的第三部分对两《汉书》注中的儒家经典阐释歧异之原因进行了探析。颜师古家族曾长期生活于南方,并形成独特的家族文化,对颜注所涉儒经阐释的基本取向具有重要影响。贞观时期政风笃实、崇儒抑佛、对南学的青睐也为颜注的取舍提供了政治上的参照。章怀太子李贤的师承、僚属、《后汉书》与注人员多为北人或与北方有关的人,这是章怀注表现出一定北学特质的重要原因,高宗年间儒学不兴、礼制混乱,崇尚道教、阴阳之说,这与章怀注对谶纬、《帝王世纪》等书的征引又相互关联。颜注创作期间,李承乾的储君之位相对稳固,颜师古具有充足的时间和条件来进行注释工作,保证了颜注质量的美备。而章怀注创作之时,李贤正面临武则天巨大的政治压力,李贤师承、僚属、《后汉书》与注人员、李氏宗室共同形成了一个反对武则天的群体,史书注释是李贤的一份政治投资,故章怀注仓促成书,虽较为完善,但难免微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