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以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和史学材料为主要依据，运用历史学、档案学的条析、考证、描述、综合分析等方法，对元代档案文献编纂活动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历史考察和分析，弄清事实，总结分析，以期对元代档案文献编纂做出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和评价，从而丰富现代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知识和理论，推进学科的发展。　　 绪论部分对元代档案文献编纂史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介绍本论文选题的原由、资料来源、研究原则、方法与基本思路等。　　 全文分为九章。　　 第一章探讨影响元代档案文献编纂的主要因素。影响一个时代档案文献编纂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状况；二是学科自身内部的发展需要。对于元代档案文献编纂来说，这两方面的因素具体表现为元代政治和元代史学。　　 在中国古代，政治之于学术的作用，总是表现为正反两个方面。元代以史为鉴的政治理念以及统治者对史学政治功能的充分认识和普遍重视，对元代国史编纂制度和档案文献编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专制皇权(包括权臣专政)和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间的政治斗争，又总是试图对实录等国史档案文献编纂进行干预和控制，以实现其个人的政治目的或集团利益。　　 元代史学在前代基础上继续发展。纵观有元一代，在文献征实方面成就突出。元代文献征实思想的发展除了史学界本身核实求真的要求外，也与元代社会的务实风气密切相关，它们共同推动、形成了史学界网罗文献、考征史料的学风。这就要求史家在史料的搜集考订上，在历史文献的编纂方法上，都要有相应地改进提高。还需要提到的是，元代史家胡三省对《资治通鉴》的注释、马端临对“文献”一词的认识和论述，对于元代档案文献编纂，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章探讨元代档案文献编纂的机构和人员。考察元代档案文献编纂机构和人员，基本上可以从专门机构(包括相应的制度)和编纂官员两个方面入手。　　 元代专门的档案文献编纂机构为翰林国史院，后又把集贤院与翰林国史院合并称翰林国史集贤院，为翰林院的演变和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元朝翰林国史院的史臣以翰林学士兼任，主修史官有承旨、学士、侍读、侍讲学士、直学士，属官包括待制、修撰、应奉翰林文字、编修官、检阅、典籍，共四十员左右，由从一品至正八品，此外还有首领官和吏员等。　　 第三章探讨元代档案文献编纂的成就与特点。考察蒙元百余年的档案文献编纂，发现有若干值得注意的突出成就和显著特点，这些成就和特点对于借鉴和总结元代档案文献编纂的经验教训，继承和发扬其优良传统，丰富和充实中国古代档案编纂史的知识和理论，都是一份不可忽视的宝贵遗产。　　 第四章探讨起居注、日历的编纂。由起居注而日历、而实录是唐宋以来官方修史的大致过程，至辽、金皆仿汉制，大体上也循此进行。在汉制中，元代采宋、金较多，但史馆与史官的设置颇有变动，尤其以日历的修纂最不明确。徐一夔在其辞荐书中，说元朝“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其于史事，固甚疏略”。本文对这一提法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从元代的起居注制度、时政记、日历等方面考察了元代实录材料的来源。但由于找到的相关资料有限，不能作过多阐述。　　 第五章探讨元代实录的编纂。实录作为杂取编年纪传之法，是专记某一皇帝统治时期国家事务的官修史料长编。皇帝死后，由史官编修实录，其主要依据是中书省下设的时政科所保存的档案文献。《元十三朝实录》包括了从蒙古建国(元太祖)到元朝宁宗共13朝的每一位大汗，是明修《元史》的主要资料来源。　　 第六章探讨蒙古文档案文献的编纂。蒙元诸帝是汉文化的积极学习者和宣扬汉文化的推动者。元朝是蒙、汉和汉、蒙文字修史译史的黄金时代，是两种以上少数民族文字并用和交流频繁的时代。从蒙古汗国时期起，用蒙古文修“脱卜赤颜”，即《元朝秘史》。不仅蒙古汗国时期有《元朝秘史》，终元之世的整个元代，皆有以蒙古文字修的《秘史》。现今保存下来的《元朝秘史》，其文体结构、叙事方式等都和汉文史记有很大不同，尤其是将史事与诗歌相结合，这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是极为罕见的。　　 第七章探讨政书的编纂。元朝特别重视典章格例等政书的编纂。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把北方少数民族以蒙古族为主，也包含有辽、西夏、金和西域的各族的典章制度，在接受“汉法”的封建化过程中，为了适应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要求，而纳入中国的典章制度史，是可以作为元代史学的内容之一来看待的。在典章制度史上，不仅以少数民族中的北方和西域的典章制度丰富了中国典章制度的内容，而且出现了以汉族为主的典章制度集大成的巨著，那就是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第八章探讨辽、金、宋三史的编纂以及对西夏史编修的缺失。元代很重视对前代史的编修。灭金灭宋时，元朝君臣就注意到对辽、金、宋三史的编纂，搜罗了相关史料，安排了修史人才。辽金宋三史的编纂是元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三史的完成不仅保持了前代正史编修的连续性，而且与当时的国史、实录等史料一起反映了元代档案文献编纂之民族内容的丰富。同时，正统问题的解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束缚，不仅是我国史学发展的一大贡献，也是思想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元代在灭了西夏，接收了大量西夏王朝的档案文献后，并没有开始修纂西夏史。本文也将探讨其中的主要原因。　　 第九章探讨元代档案文献编纂的代表人物胡三省、马端临、欧阳玄、虞集、苏天爵的档案文献编纂实践及思想。元代私家史学著作以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苏天爵的《国朝名臣事略》最为著名。文中从生平及家世背景、著述情况、史学修养，尤其是特殊的为官经历，探讨了他们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的实践和思想。　　 结语部分从元代档案文献编纂的影响因素、机构人员、成就特点等方面对论文的主要观点进行归纳和总结，说明元代近百年的档案文献编纂，在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而且在编纂制度、编纂方法和编纂思想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