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股票、债券、基金、房地产等为代表的虚拟资产种类和规模的不断增加，价值化积累逐渐代替了传统的实物资产成为资产和财富积累的主要形式。价值化积累的不断深化，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等发生了变化，呈现出经济虚拟化的趋势。面对现实经济运行的变化，传统的以实体经济为主要背景的经济理论也逐渐出现对现实解释能力的弱化，在积累理论、风险理论等方面，当前价值化积累和经济虚拟化的现实已经对相关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同时，在经济政策、金融监管等方面，传统的政策目标、工具以及监管理念、方法等已经无法对经济运行，尤其是虚拟经济进行有效调节和监管，需要针对经济虚拟化和价值化积累的现实，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　　面对金融危机不断爆发和系统性风险凸显，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主流经济学界将“传染性”作为系统性风险理论的核心，停留在微观或中观的层面，无法真正将整个经济系统视为一个整体，无法深入到风险和危机背后的本质，在虚拟经济和价值化积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其解释能力已经大大下降。在虚拟经济的视角下，价值化积累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是在积累风险，并且在宏观和整体性的理念下，虚拟经济理论的系统性风险的本质在于价值化积累与实体积累的非对称性，缺乏实物和实物资产对应的价值化积累导致了风险的积累，最终演化为系统性风险。同时各种分散和规避风险的手段没有降低整体风险，反而造成了个别风险的系统化，进一步加剧了系统性风险的积聚。　　虚拟经济下系统性风险的积聚与虚拟资产积累规模超过实物资产规模这一现象密切相关，而这种积累上的非对称和不平衡意味着高价值化积累和低储蓄的并存。高价值化积累和低储蓄的矛盾已经无法在传统的以实体经济为背景的资本积累理论框架下进行解释，显示出与传统实物积累相比，价值化积累具有的特殊积累机制和规律。这种特殊机制和规律，是在经济虚拟化不断加深的过程中，虚拟资产相对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自身价值增值、虚拟经济的相对独立价值运动等特点所带来的。在突破原有的实际生产、储蓄投资转换、固定资本形成等框架和逻辑的基础上，在虚拟经济的视角下，从最简单的贵金属货币下不存在借贷关系的封闭经济出发，从中抽象出简单的价值化积累模型，并逐渐引入借贷关系、杠杆交易、货币虚拟化、国际资金流动等因素，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价值化积累模型，对价值化积累机制以及高价值化积累和低储蓄的矛盾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　　作为全球虚拟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经济虚拟化和价值化积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存在高价值化积累和低储蓄并存的矛盾。统计和计量的实证研究表明，除储蓄外，借贷活动、杠杆交易、国际资本流动等因素在美国价值化积累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根源上，美国价值化积累不断膨胀的动力源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彻底虚拟化以及美国经济和美元特殊的国际循环。高水平和大规模的价值化积累在为美国创造资产和财富的同时，也使得系统性风险不断积聚。美国养老基金在金融危机中所遭受的巨大损失，正是过度的价值化积累以及由此承担的系统性风险的典型例证和表现，未来的养老基金需要进行“去杠杆化”和“去虚拟化”，达到安全性和收益性的平衡，并重视发展实体经济，为养老基金提供基础性保障。　　面对虚拟经济下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和爆发，有必要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观测和防范。当前虚拟经济中的各个部门，以及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对虚拟经济以及其中蕴含的系统性风险的研究和观测，必须建立在整体性的观念上，着眼于整个经济中资金流动的密切联系。在这一理念下，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编制我国虚拟经济投入产出表，考察和观测资金在虚拟经济各部门和资产间的分配，以及相应的资金联系和运动。同时，建立价格波动冲击模型，对比我国和美国某一部门或资产价格波动的情况下，其他部门或资产价格的变动情况，并也可以利用模型进行政策模拟，为相关经济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面对经济虚拟化和价值化积累不断深化的趋势，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首先应当继续推进虚拟经济的发展，逐步扩大虚拟资产的种类和规模，在实现财富积累和扩充收入来源的同时，为国内过剩的流动性提供储备池，缓解通胀压力;同时，在价值化积累过程中，要保证虚拟资产规模在可控和合理的范围内，并不断巩固实体经济基础，控制系统性风险的积聚以及个别风险的系统化和社会化。其次，针对微观审慎监管的不足，在金融监管过程中，应树立全局、动态的监管理念，扩展目前金融监管的范畴，将金融衍生品、房地产、外汇、黄金等市场纳入监管体系，并关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最后，利用虚拟经济投入产出表，对虚拟经济系统性风险进行监控，维持虚拟经济和整体宏观经济运行的平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