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法律发展研究为题域,采用微观探察和宏观反思相结合的视角考察了最近三十年来中国法律发展研究的演进,分析了法学界关于法律发展的两大模式,即法律移植理论和本土资源理论的研究状况,指出为两种模式所共享的基本倾向——法治或法律发展合法性论证的历史论证策略。论文在分析了此种历史论证策略的具体表征及其困境后给出了一个开放式的、值得我们给予接续性探讨的意见,认为法治合法性的历史论证策略是以牺牲文化认同和淡视社会共识为经常性代价的,就此有必要从学理上对之加以检讨,论文指出当代中国的法治乃是在历史文化结构中重构普遍性与特殊性,参与法治普遍逻辑的商辩,确立文化认同与社会共识的一个过程。就核心论旨,论文的阶段性剖析并不着意于对此间问题给出即时性的对策,尽管这非常重要,而意在建构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为进一步思考和追究上述问题开启一个为既往的研究所淡视的路径。经由对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研究的个案式探讨,思考法理学与中国问题研究之间的知识建构关系。文章的两个阶段性意见是:一方面法理学要关注自身知识品格的内部分殊,对支配了我们社会世界和理论研究的普遍逻辑的生成与演变形成独特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法理学的当代发展离不开对特定时空下的“中国问题”本身进行提问、思考和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