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对于中国文化的讨论和重建，始终是和民族国家的理念联系在一起，而民族国家和国民身份的塑造从本质上说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是国家政治认同的基础；但同时它又是文化性的，以文化为中介，表达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这就使中国文化重建涉及政治并从政治上介入到社会。 五四主要完成的是对旧传统和旧文化体系的破坏，接下来就面临文化建设的问题，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提出了“全盘西化”：“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中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惟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试图与西方文明产生共鸣，但在心灵层面上，他们无法摒弃民族固有的精神图腾——五四先贤可以宣称摧毁儒教传统，但事实上他们尽管可以接受却很难理解儒教精神以外的信仰。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新派人物开始初步掌握文教系统的行政权。加之时代的发展，新思想的传播和社会的现实需要，在文教系统内部要求改革旧的文教政策，制定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文教方针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国民政府对此的回应，是从孙中山建国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用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构建训政时期新的文化教育宗旨，政府成为文化重建的主导性力量。 文化重建中如何对待传统历来都是焦点问题，南京政府的做法体现出扬弃的色彩，既宣扬新的理念，又对传统的儒家文化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和继承。一是重视其长期以来对普通民众心理形成的传统惯性作用力，在新政府初建时期，借助其道德教化的作用以抚慰民心，争取民意。二是国共分裂之后，借助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传统地位，希望将孔子所提倡“固有道德智慧”作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的一把利器，发掘其新作用。 在此背景下发生的“《子见南子》一案”成为检验南京政府新的文化政策和文化重建工作成果的试金石。山东省立二师历来具有激进传统，国民政府北伐军进驻山东不久，学生在驻地曲阜上演了《子见南子》，史无前例地将孔子的形象搬上舞台，以戏剧的形式加以表现。孔氏族人长久以来深受反孔思潮的冲击，愤懑情绪越积越深，《子》剧的上演成为一个爆发口，他们控诉至国民政府，成为一桩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