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民间团体的外交活动和公众的外交舆论为基础，从四个方面展现20世纪20年代民间外交的发展状态。第一，在简要回顾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国民外交”的兴起历程之后，考察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外交团体——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成立、发展与休会过程，揭示其成员对华盛顿会议从希望到失望的心态。接着探讨国人在1923年收回旅顺、大连租借地运动中由对日经济绝交到经济援助的态度变化。从运动一开始，国人就声明对日经济绝交针对的是执意侵华政策的日本政府，希望日本人民督促其政府改善中日关系。当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后，国人积极提供经济援助，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真挚友谊。第二，以五卅运动前后北京、上海两地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为中心，比较社会各阶层对于沪案交涉、“废约”及“修约”的看法和意见，揭示“反帝废约”逐渐成为主流舆论的趋向，并探讨它们对于北京政府对外交涉的影响。第三，论述北伐战争时期和济南惨案后民间的“革命外交”观念及其实践特点。北伐期间，国人以革命手段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观念充分付诸实践，既促使了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却又出现了某些过激行为，如伤害了一些在华外国侨民、传教士的生命财产等，在一定程度上给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带来被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民间的“革命外交”观念进一步发展，其突出表现是：济南惨案发生后，民众积极开展反日运动，成立全国反日会，要求南京政府确定“革命外交”的对外方针，恢复民众运动，公正解决济南惨案及废除中日间不平等条约等。第四，聚焦20年代民间的外交出访，重点考察1926年中国实业代表团赴日访问，及民间人士参加亚细亚民族大会、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的情况，包括他们与外国人士唇枪舌剑，宣传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中国独立与解放的主张，表达增进中外人民间友谊的良好愿望等。 从总体上来看，20年代中国民众积极关注和参与外交，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促使武汉国民政府成功地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迫使西方列强在不牺牲过多特权的前提下修订条约等，但中国民众关于取消不平等条约、实现国家独立的根本目标没有达到，对于解决五卅惨案、济南惨案的一些正当要求也没有得到满足。其原因是：列强推行强权政治，不愿放弃在华特权和利益；北京政府、南京政府因为在财政、军事上依赖列强，不敢以民众运动为后盾，不可能按照民众的意志制定外交政策；民间外交自身的缺点和不完善之处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影响力，如对外运动常因内部矛盾得不到有效协调而难以持久，不少人仅凭热情参与外交，对国情与外交常识缺乏必要的了解，不能很好地把握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等。尽管20年代的民间外交收效不丰，但其间所表现的坚韧民气和中华民族不甘屈服的精神，激励着国人继续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日本、美国等列强干涉、压迫中国，建立新中国而奔走呐喊、艰苦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