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以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一直呈现递增趋势,1982年流动人口约为1154万人,1990年时增长到3750万人,2000年增长到1.21亿人,2010年时增长到2.21亿人,2014年流动人口规模达到历年最高的2.53亿人后开始出现缓慢下降趋势,近年流动人口规模保持在2.4亿人左右。相关人口预测进一步显示,流动人口最终规模会在2.2-2.3亿人,到2030年时,会下降到1.5-1.6亿人,农业转移人口1.1-1.2亿。尽管流动人口规模有所下降,但其早已成为各地区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重要来源。面对自然增长率长期在低迷中徘徊,适龄劳动力供给不断下降,老龄化不断加深的事实,各地区相继出台吸引流动人口的政策,以求达到补充劳动力的目的。然而,流动人口稳定地区经济的前提是获得相应的就业收入,面对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相对匮乏,教育人力资本的有效发挥便成为提升流动人口就业收入的最重要途径。因此,本文以人力资本理论、筛选理论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为基础,结合计量经济学模型重点分析了教育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就业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说明了其对收入差距的作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从教育人力资本角度分析,2011-2015年间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呈递增趋势。不同教育人力资本的流动人口群体分布呈现“两极少,中间多”的橄榄型格局。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具有户籍差异和性别差异,非农户籍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于农业户籍人员,男性大于女性,如果综合考虑户籍因素和性别因素,平均教育人力资本排序为非农男性>非农女性>农业男性>农业女性。从就业收入角度分析,不同教育人力资本层次的流动人口就业收入具有明显的“倒U”型趋势,具有较高教育人力资本的流动人口月收入在高位剧烈波动,具有较低教育人力资本的流动人口月收入在低位平稳徘徊。如果综合考虑户籍因素和性别因素,则平均月收入排序为非农男性>非农女性>农业男性>农业女性,这个排序结果与教育人力资本的排序结果完全一致。另外,流动人口年龄-收入曲线显示,相同学历程度的女性流动人口年龄-收入曲线较男性更为平坦,流动人口男性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收入上升期最长,女性高中及以下学历流动人口上升期最短,平均月收入具有明显的“天花板效应”。结合计量模型结果分析流动人口的教育回报率,现有可观测个体因素中,教育人力资本在决定流动人口个体就业收入方面起到最重要的作用,但教育回报率仅为4-5%,若以全国城镇居民数据为比较基础,4-5%的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仅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城镇居民教育回报率的水平,并且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30年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乡城流动人口)的教育回报率始终处于这种较低的水平。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率也具有明显的户籍差异,只有接受大专以上的高等教育才有利于城城流动人口的收入增长,而对于乡城流动人口,只要接受教育就有利于收入增长。在高等教育中,本文实证支持了人力资本理论与筛选理论共同作用的假设,即教育的生产性功能与筛选功能对就业收入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但是存在户籍差异。高等教育有利于克服性别歧视,但是无法抹平户籍引发的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就业收入不均。在教育对收入差距的作用中,虽然教育对不同收入人群均有正向回报率,但不同收入人群的教育回报率却呈现明显的差异化特征,即教育回报率存在收入分层差异。纠正能力偏差后,教育回报率呈现马太效应,教育会不断扩大流动人口总体的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中,城城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的收入分层呈现阶段性变化,教育对城城流动人口的高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大于中低收入群体,在乡城流动人口中则呈现相反的结果,教育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回报更高,排除最高收入组,教育可以缩小乡城流动人口群体的组内收入差距。将地区禀赋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后,研究表明,当地区存在收入差距时,短时间内地区间个体收入差距是无法缩小的。在个人收入形成过程中,除去地区初始平均收入影响外,教育人力资本主要有两种效应,即禀赋效应与价格效应,即使具有相同要素禀赋,由于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价格效应不同,个体收入也不相同。本文发现在对平均收入和教育回报率的调整过程中,地区生产总值以及产业关联度均起到显著正向作用,表明经济更发达的地区可以更加显著提高教育的要素价格效应。劳动力始终可以通过流入至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来提升自己的就业收入和教育回报率,从而扩大与原所在城市个体的收入差距。最后,就本文研究结果提出了以下四点建议:第一,加大教育财政投入力度,提高农村人均受教育年限,提升流动人口整体素质。第二,应用“互联网+”,平衡城市和农村教育资源配置,助力农村教育走出边缘化。第三,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契机,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个体收入差距。第四,推动区域产业升级转型协调化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提升人力资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