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一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肆虐超过两年,对全球经济带来沉重的打击,不同国家不同的防疫政策正在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格局,促使世界增长极发生转移。一些国家凭借着适宜的防疫政策稳定、加强、获取世界增长极的地位,另一些国家由于不合适的防疫政策削弱、丢失世界增长极的地位。本研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以增长极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指导,基于文献改良了世界增长极的衡量指标增长极性的构建方式,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使用国际贸易、金融、劳动力转移和技术转让数据计算得到各国2019年和2020年的增长极性,利用CoronaNet数据库提供的各国防疫政策数据降维得到防疫政策的严格程度、灵活程度和时效性程度三项属性,最后利用回归模型分析新冠肺炎防疫政策对2019-2020年增长极性差值的影响。研究发现:（1）防疫政策的严格程度和灵活程度通过影响国际贸易最终影响增长极性。严格程度的影响为“U”型影响,即当严格程度很高或很低时产生较大的正面影响,当严格程度中等时正面影响最小。（2）灵活程度对增长极性的影响取决于严格程度,当严格程度高时,灵活程度越高对增长极性的正面影响越大,当严格程度低时,灵活程度越低对增长极性的正面影响越大。（3）防疫政策时效性程度通过国际金融和技术转让对增长极性产生正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引入人均财富控制变量后不再显著,即时效性程度的正面影响能够被人均财富解释。（4）欧盟成员国身份能够对增长极性产生正面影响,这种影响来自于普遍更高的防疫政策时效性。北美自贸区成员国身份对增长极性产生负面影响。（5）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前,全球的增长极主要是美国、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增长极的集中程度较低;疫情爆发一年后,全球增长极主要是美国、中国和欧洲,增长极的集中程度变高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严格防疫政策取得了成功,以瑞士、德国为代表的宽松灵活的防疫政策也取得了成功。（6）平均而言,发达国家的防疫政策时效性更强,发展中国家的时效性较弱,这使得西欧取代印度、俄罗斯、墨西哥等新兴国家成为世界增长极。本研究基于上述结论提出政策建议:从世界增长极视角出发,政府应该尽量提高防疫政策的时效性,并应该从严格死板的防疫政策和宽松灵活的防疫政策中选择一种,以使防疫政策实现最佳的经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