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符号学是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的延续。这意味着要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需要克服学科间的界限,寻找马克思和当代符号学之间的结构共性；另一方面,也不能遗忘马克思的宗旨,即对现状的批判和对美好未来的怀想。当代符号学对再现的批判或者对“本真经验”的探讨,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异化的批判的延续。关于语言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或断裂的问题与“价值”和“异化”问题有着某种结构上的延续性。“本源”、“实践”、“解放”等概念在后结构主义话语中即使被悬挂,也是作为某种缺失支配着新话语的建构。一方面,在各种“后”学对“现”学的批判中,不乏对这些概念的新构想,如巴塔耶、克里斯蒂娃等人的努力；另一方面,批判这些术语的努力本身也是怀念它们的症候。即使是德里达也不会承认自己是个消极的虚无主义者。　　 政治经济学批判被视为符号学批判的原型,因为符号学不是为了通向纯语言学的批判,而是涉及社会领域的批判。随着历史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符号学中得到延伸。而直面新的社会现象,也意味着各种批判在发展马克思的同时又必须“超越”马克思。所以,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作为原型的形象也在不断变化。—方面符号学需要马克思才能进入社会批判,另一方面,当代批判也希望能带来“政治经济学本身的革命”。然而,游荡在当代符号学中的马克思的“幽灵”,它化成何种形态直接决定了异化的可克服性。现代性的狡黠带来的可能是主体的受奴役状态,而后现代性的无限镜映的置换更是阻碍着他的“懈放”。所以本研究以“价值”和“实践”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为关键词,考察了巴塔耶和德里达的批判及其通向的出路,反思他们对马克思的解读、对社会的批判以及为未来开出的药方。　　 首先是德里达与马克思的关系。本研究关注的是他们在价值问题上的共性与断裂。从为等价策略祛昧开始,到对整个形而上学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质疑,德里达的激进性在于从马克思对价值的批判发展到对“本源”等概念的悬挂,从而也间接地否定了马克思对“实践”的向往。对于他而言,既然交换价值不能表现劳动-价值本身,那么定价、赋值、能指和所指的结合等只不过是一种任意的行为或妄想。德里达在“价值”与“本源”的距离中看到了“延异”的作用。因为“延异”机制,所以不可能有“本真”的发生。实践也成为一种不可能。然而,在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批判做出回应时,德里达又声称自己虽然不是马克思的嫡传弟子,也有着对某种“再政治化”的向往,不过拒绝用固定的形象禁锢这种“缺乏救世论的救世性”,且认定自己是在以更理性的方式对待理性和“正义”。　　 德里达的解读发掘了马克思的文本中的异质性,并且让我们看到了保持政治开放性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把马克思“历史化”或者让其“与时俱进”。然而,一个永远不出场的主体却意味着一种政治的无能。德罩达的激进“中立性”也是一种面对现实的绝对无能性。他因此受到克里斯蒂娃的批判。　　 其次是巴塔耶和马克思的关系。如果说德里达重在批判价值,那么巴塔耶则重在批判劳动。后者继承了马克思对商品生产的消极评价,进而指出了劳动概念固有的奴役性。不过与德里达不同,巴塔耶的文本充满着对“本真”经验的渴望,只是在对商品生产的功利性的批判中,他扬弃了马克思对艺术范式的生产的浪漫渴望,走向了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相反的道路——强调“耗费”和“死亡”,及其带来的“主人”式的“自治”,并因此把无需任何理性和组织、以毁灭本身为目的“暴力革命”视为无产阶级反叛的典范。虽然声称广义经济学包含狭义经济学,巴塔耶却在绝对的耗费中怡然自乐,以此来反对资本主义积累原则。当然与此同时也否定了马克思对“发展”的向往。　　 巴塔耶去除了马克思的“解放”概念中的目的论因素,消解了理性或“自由王国”等概念在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的作用。就符号学而言,如果再现或景观来自对死亡的恐惧,那么这种绝对的耗费就是再现的对立面——本真经验出现的可能性。同时,耗费也带来了对意识(精神)的拒绝,强调一种前主体的整体性。这种对过去的伤感怀旧同样面临着行动的僵局:行动需要意识。所以后来的克里斯蒂娃才提出了一种关于欲驱和意识的否定性辩证关系,从而关联了一种开放的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