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沛霞的中国学研究有着研究领域多变的特点,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美国中国学研究以来,从事中国研究达40余年之久,先后涉猎了中国精英阶层的研究、宋代妇女史研究和艺术史领域的宋徽宗人物研究。伊沛霞中国学研究兴趣发生的几次转向都一定程度上与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式的变迁和代际转换相契合。20世纪60、70年代社会史研究兴起,伊沛霞借鉴日本守屋美都雄、毛汉光等人士族研究的方法,将社会史方法与人类学方法相杂糅,成功以博陵崔氏家族为个案透视整个精英阶层的发展轨迹。80年代美国激进思潮褪去,美国中国学开始出现以“中国中心”为导向的研究模式,伊沛霞开始转向宋代的家庭与女性研究。她的妇女史研究也呈现出从中国妇女内部进行考察的趋势,赋予妇女在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开创新时期妇女史研究的典范。90年代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受到后现代主义、新文化史等新史学范式影响,伊沛霞的中国史研究呈现出更加注重文化分析、微观研究,强调叙述性及通俗性的变化,她从艺术研究路径出发,对宋徽宗的形象进行解读,打破了传统研究中对宋徽宗的单一负面评价,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来诠释宋徽宗时期的政治和文化。以伊沛霞为个案展开研究,关注她中国学研究的内容、方法与视角,并将伊沛霞个人的中国学研究,纳入到20世纪后半期美国中国学研究发展的进程当中,认识其内在关联性。纵观伊沛霞的中国学研究,她研究兴趣的转向总是与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她注重社会科学方法的交叉使用,强调研究方法与视角上的更新。伊沛霞的中国学研究总是能以“他者视角”的形式带给我们启发,但过分强调视角上的创新也可能致使伊沛霞的研究陷入另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