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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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为我国发展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其就业情况一直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和社会热点问题。在当前全球疫情肆虐、我国高校扩招、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以及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断层等诸多压力下,青年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就业率持续低迷。同时,“考公热”、“靠编热”的热度一直没有减弱,就业结构性矛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另一方面,我国家庭房产不仅仅用于居住还兼具一定的投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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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为我国发展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其就业情况一直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和社会热点问题。在当前全球疫情肆虐、我国高校扩招、八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以及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断层等诸多压力下,青年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就业率持续低迷。同时,“考公热”、“靠编热”的热度一直没有减弱,就业结构性矛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另一方面,我国家庭房产不仅仅用于居住还兼具一定的投资属性,经过近二十年来房地产市场的红利,父辈住房资产得到了较大的增值。本文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出发,意在探究父辈住房资产与青年子女劳动供给和就业选择之间的关系。本文以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作为支撑,使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父辈住房资产对青年子女的就业影响,结果显示,父辈住房资产增加将带来“资产效应”,显著降低青年子女的劳动参与,同时对于参与工作的青年子女而言,住房资产效应将有效促进其选择体制内的工作,并且对于父辈仅一套房和父辈拥有多套房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通过引入住房净资产,研究发现父辈住房资产对青年子女的就业影响具有显著的“财富效应”。并且在引入住房负债后发现,住房负债由于其“杠杆效应”的作用,将进一步抑制青年子女的劳动参与。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父辈住房资产对男性青年的劳动参与影响更大;区分学历水平来看,对于大专以上的青年子女影响小于大专以下;区分子女是否为独生子,可以看出父辈住房资产将显著抑制独生子女的劳动参与,并且显著促进其选择体制内的工作;最后,为了克服本文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引入“样本所在地级市父辈拥有的平均住房资产”作为工具变量,利用IV-Probit进行估计,仍然得到了稳健的研究结果。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政府制定相关房地产调控政策、金融机构提升金融创新能力和青年就业指导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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