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比较愿意了解中国文化,但是大家往往看不明白五经,掌握不了它的主题。后世的儒学,似乎又都是追求虚静无为的清高,否定汲汲皇皇发展经济。本文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弄清楚中国文化到底想讲什么。本文研究认为,中国文化想讲的是一个问题:布衣卿相天命何在,阶层流动何以正当?春秋末到战国的阶层流动情形:靠着知识与能力,范睢、蔡泽、苏秦、张仪,“徒步而为相”;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衣而为将”。个体的成功不再像春秋之前,简单的是个人能力或偶然因素的事情.在短时期内,异常多的人在同一区域获得巨大的成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春秋前,贵族世官世禄是主要政治制度,社会组织上也是种种固定阶级。极少有流动。同时段及前后的欧洲、印度都是奉行阶级世袭制。春秋战国的阶层流动需要受到天命的解释;它又是受着整个社会进程的影响,天命的解释必须讲清历史必然性何在。阶层流动成为《春秋》的核心信仰:人们该肯定还是该否定这风起云涌的阶层流动?必须要有理论上的态度。面对阶层流动中的成败,也需要理论的指导。墨家、法家、儒家,包括老庄都在关注阶层流动,或者鼓励人们或者反对人们到阶层流动中去搏击。《春秋》的核心是“西狩获麟”。“西狩获麟”指布衣将相、布衣皇帝的兴起,指微者可以变成“大”者(即君主或天子)。从春秋末战国这段时期的阶层流动形势看,它是对《春秋》删定时期的阶层流动现象的肯定,是将肯定阶层流动、肯定个体的奋斗和成功作为核心信仰,是给“徒步而为相、白衣而为将”提供根据、提供解释。这个核心信仰也反映在《论语》中。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孔子肯定其时代特征,寒门微者可以出仕、南面治民。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伺坐,孔子深赞他们各自的流动到高阶层的抱负。孔子曾比较颜回与端木赐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积极用世、以救世为己任的孔子,是翼望“贤哉回也”的“屡空”呢?还是“不受命”的子贡的“屡中”呢?从社会功能来说,他只能选择后者。因为不尊重阶层流动的事实,就是掩耳盗铃,达不到改造社会的实效。正如孔子所言:“回也,非助我者也。”孔子将“君子”之称谓由贵族赋予道德高尚者,更表明了他支持社会的良性流动。五经中对阶层流动的三个基础的肯定:阶层流动有三个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阶层流动是不可能的。一是国家的公器化,二是比较由己,三是兼并经济的全面展开。1、这段时期,皇权与相权分离获得彻底的实现,周天子虚位,实际权力三分。这样的政治制度的设置,目的是为了保证了国家(相权)与家族(皇权)脱离,保证相权不为一人垄断,以实现国家的公器化,并专门由专业的士阶层来掌握,从而保证五等家庭之间的流动不被政权阻限,阶层不被某家垄断,也保证白手起家的士阶层不能因掌握国家权力而制造新一轮的“国家等于家族”。国家成为天下之公器而不是一家一人之私器。民众的人身才不会被某些人借着公权力奴役。2、“为仁”的基础是由己。由人却开启万恶之门,一切罪恶都开端于由人。春秋末战国时期是人们最由己的时期,君臣关系从附属关系转变为雇佣关系,士阶层的崛起,士合则留不合则去。税亩制下,庶人是贫是富,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勤奋和天时,自己负责,将农奴制下对奴隶主的人身依附转变为对天的依靠。人身由己才有可能积极进取,流动到高阶层。3、发扬兼并经济。在兼并经济中,富国强兵是容不得自欺欺人的,所以赏贤罚不肖必须执行,这就使阶层流动成为可能。发扬兼并经济与税亩制的结合,使得注重个体家庭的独立奋斗,而不是集体主义。阶层流动的历史进程必然性:经学讲经史合一,就是论证与史实合一,孔子删定、西汉集结,皆是从丰富的上古史中选取相应证据。1、皇权与相权分离,是《尚书》的主要线索之一,也是后世中国政治的主题之一。《春秋》的两权分离正是承前启后,是历史进程的必然。天子虚位、政权三分继承了周初体制。继承虞舜民选任职,为春秋战国时的“民为贵”精神、西汉的察举制提供依据。2、继承尧帝与蚩尤之间的由己与奴役之战,彻底为由己奠定基础。3、继承《尚书》中大禹所说的“政在养民”的以生财为政治中心的经济观点。阶层流动的天命根据:天命根据的核心是天的绝对主宰性和至仁性。绝对主宰性,唯天为大。天的至仁性,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天是绝对由己的,他就愿意人由己不由人,不愿意人被奴役。2、天是大公无私的,他就愿意政权是公器而不是私器,不愿意政权为某人某家谋私利。3、天是生不是死,所以天愿意人生存,去发展经济,不愿意人挨穷受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