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于大数据与算法技术,线上平台有能力对消费者的需求与支付意愿做出精准预测,使算法价格歧视无限接近于一级价格歧视。数字平台实施的算法价格歧视行为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产生供需高效匹配、产出扩张等积极效应,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风险,如削弱消费者博弈力量、损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加剧关系对立威胁数字信任构建。然而现行法律存在应对不足,首先是反垄断规制中相关市场、市场支配地位及竞争效果的认定与评估方式在平台经济领域遭遇障碍,其次数字时代下消费者知情权的实际保护力度有所削弱,“知情-同意”规则形式异化严重,再次算法相关规定中一禁了之的倾向缺乏法理逻辑,容易因规制过度对商业创新不利,最后消费者事后救济也存在着现实困境。在相关法律资源供给不充分的情况下,为了找到更有效的规制办法,有必要追根溯源寻求可靠的法理支撑。针对消费者与平台之间愈发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消费者信息权保护理论和倾斜保护模式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在算法规制中引入正当程序原则有助于摆脱过去法律难以介入算法的困境,随着算法可责性被确认以及运用法律秩序中的正当程序规则规范算法程序的可行性被证明,法律规制算法的方式将变得更加清晰。此外采用反垄断理论中新的“价格+选择”复合式消费者利益标准,可以将大型数字平台在营销环节妨碍消费者自主选择的行为纳入反垄断视野,突破以往以价格为核心内涵的消费者利益标准。将算法价格歧视行为纳入多元化法治轨道,首先要突破反垄断规制难点,将数据控制能力纳入市场地位认定、将限制消费者选择引入竞争损害效果评估,在借鉴欧盟法律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守门人”制度的构想,充分发挥《反垄断法》在规制中的重要作用。加强全环节法律制度供给,构建事前算法影响评估制度预防产生不利后果的风险,保障事中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以缩小信息差距,通过事后判别机制检验算法的正当性,要求开发者、部署者对算法决策的不利后果承担合理解释义务。凝聚多方合力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包括监管机构通过敏捷治理快速介入,举证责任倒置化解消费者维权难题,推动平台设立专职的算法负责人监督算法活动、处理群众投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