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卡特总统的对外政策带有相当的理想主义成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人权基本原则的捍卫。受此外交趋势鼓舞,在美台独分子积极挥舞人权大棒,利用美国国会部分议员对台湾人权状况的不满,掀起旨在从美国对台军售层面上重创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人权攻势",企图为其台独理念寻求国际支持。本文将国民党当局对在美台独分子美国国会内"人权攻势"的应对置于其阻滞19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总体格局之下,考察腹背受敌的国民党当局的对美思维是如何走向异化和极端化的。通过对三方互动往来的分析,不仅呈现出美台间所谓"同盟关系"的多重面相,而且也为我们认识和批判台独分子"挟洋自重"的恶劣本质提供历史经验。本文在探究上述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依时序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有关台独操弄之下"王幸男邮包炸弹案"的发酵,以及国民党当局对台独"人权攻势"系所谓"中共国际统战"的性质误判所造成的最初的轻视;第二章有关美国国会对台独"人权攻势"的积极响应,侧重于美台军事关系的降格与1977年"台湾人权听证会"召开前后所展开的四方博弈;第三章有关"台湾人权听证会"举行之后国民党当局为遏制台独"人权攻势"的继续蔓延而采取的诸项应对措施,亦涉及此间国民党当局落实政治自由化进程的决心之反复;第四章有关台独游说之下美国国会《台湾关系法》人权条款的制定过程,以及国民党当局在反击前的暂时蛰伏与隐忍;第五章有关新形势下国民党当局应对策略的改进,以及其在1979年高雄美丽岛事件中的具体运用与成效。本文结论部分认为:首先,从维持美台"同盟关系"的角度来看,虽然台湾国民党当局无法对中美建交的谈判进程施加任何影响,但其通过人权运作,成功地防止了缺少体制保障的美台关系在断交后走向自然衰败和落入低谷,从而为自身不断趋向恶化与孤立的国际处境起到了一定的"托底"作用;其次,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应对台独"人权攻势"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卡特人权外交之初衷与目的的歪曲与夸大则暴露出其对美国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伴随着台独分化美台互信的"人权攻势""的持续加大、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台湾对美高层联络机制的失灵、以及突如其来的美台断交而逐渐于1970年代末达到顶峰;再次,台湾国民党当局对美"斗而不破"的政策取向则凸显出美台"同盟关系"向"准同盟关系"转变过程中弱国(地区)对强国依附性进一步强化的特点;最后,蒋经国对美人权认知偏差也表明,台独分子"挟洋自重"是阻碍1970年代台湾民主化进程,或至少是影响此一进程实施步伐快慢的重要外部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