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立法对匿名检举并未加以禁止，也即默认匿名检举的法律效力。然而，中国古代却一直严禁匿名举报，并且将“投匿名文书告人罪”定为罪名，匿名举告者处死，受理者有罪，捕获者有赏。古代立法为何会做出此种规定，其内在根源如何，其实际效果如何，颇值探究。清代“投匿名文书告人罪”法律体系，由律、条例、事例、则例、成案、告示等组成，立法体系极为庞杂。但就其核心内容而言，即在严禁匿名告诉。匿名文书，见者即毁；对匿告之案不得受理，并不得上闻；并且在连人与文书一起捉获的情况下，以绞刑重惩匿告者；被告者则无论所告虚实，皆不坐罪。在一定时期，对此类犯罪实行过严打，最高刑罚有立即正法并罚没财产。嘉庆时期新增条例，凡是所告内容“关系国家重大事务”的，可以上闻，候旨密办。按照“投匿名文书告人罪”律例的规定，可以将该罪立法所规定的罪名区分为基本罪名、延伸罪名、扩展罪名。对“投匿名文书告人罪”罪名及其内在逻辑的分析，是深刻理解该罪的法律适用和全面认识“投匿名文书告人罪”问题的基础，也是当时立法水平的表现。清“投匿名文书告人罪”法规虽然系统，但也有矛盾之处，尤其是“国家重大事务”条款出现以后，匿名揭告曾经盛行，以致成为当时社会的痼疾之一。这一是因为法律自身的弊病；二是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往往却被统治者率先破坏；三是官僚政治难以克服的弊端；四是缺乏实名举报的保护机制；五是民主化、法制化的决策机制的匮乏。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可以探讨的问题。禁止匿名揭告的立法，在中国能够存在二千多年，自有其合理性。古人能够认识到匿名揭告弊大于利，并通过法律予以禁止，说明这是符合社会需要的。时至今日，匿名书信检举仍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通过对清“投匿名书告人罪”律例的研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用匿名书信的方式揭发检举不能提倡，而且应该有相应的处罚以加以限制；同时，在严格限制匿名揭告的基础上，完善实名举报的保护机制，给人以言论自由的社会环境，使匿名揭告没有生存的市场，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