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方政府事权过重而财权相对较弱加之地方政府也具有“理性人”的“理性”和“利己”特点,其行为会过于在意政府政绩和指标完成情况,因此,在举债方面具有主动性。因此,如果地方政府对自己的举债的行为不加约束、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或相关技术支持可能使地方政府面临债务违约风险。2017年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大督查的通知》等严格规范了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2018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与规定变得更加严格,因此为了打好防患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基于地方政府的实际偿债能力进行准确的债务风险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贵州省及各市（州）2014-2019年的偿债能力评估2018年、2019年贵州省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测算2019年贵州省地方政府安全债务余额规模,然后把2019年安全债务余额规模与实际债务余额规模进行对比。本文相比以往研究文献的不同之处在于,利用修正过的KMV模型并加入了对隐性债务规模的考虑,研究债券置换之后的贵州省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首先,基于三类偿债能力分析了贵州省总体偿债能力。其次,加入总体偿债能力对原始KMV模型进行修正。根据国内学者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研究结果,本文假设贵州省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占政府债务余额的30%,然后,根据债务偿还本息规模公式计算出总体应偿债本息数。最后,基于贵州省及各市（州）的偿债能力利用修正后的KMV模型对其债务违约概率进行测算并推算其安全债务余额规模,以研究结果为导向,分析其本质问题。根据美国55年的统计分析,若市政债券违约概率在0.4%以下,则政府发债是安全的。研究结果发现:贵州省及各市（州）在积极情况下,2019年违约概率超过0.4%的只有贵阳市和遵义市;在消极情况下,2019年只有黔东南没有超过0.4%,其他都远超过0.4%;在积极情况下,贵州省及各市（州）的债务偿还规模占偿债能力40%的比例以内是比较安全的,其债务违约概率会比较小,贵州省及各市州在积极情况下,各债务余额规模都处于安全余额规模范围内,消极情况下,实际债务余额规模除黔西南和黔东南之外都超过安全债务余额规模。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相关建议:贵州省可以通过加强本省管理、完善PPP合作模式、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保持安全发债规模、建立预警防范机制、着力发展本省经济、来规范发债行为,降低债务违约风险;国家应制定相关政策,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行为,要求地方政府每年如实提交债务自查报告,严格落实对地方政府债务情况的抽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