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引发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剧烈波动,使得全球金融监管环境收紧,人们再次审视金融开放与金融稳定的关系。事实上,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就率先开放资本账户,拉开了全球资本自由化的序幕。从70年代开始,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资本账户开放进程提速,并在80年代初达到高潮。资本账户的大幅开放引发了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的剧烈波动,并伴随着各类经济危机的发生,例如20世纪末的拉美债务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等。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危机的相伴相生使得学者关注到金融开放与金融稳定的关系,跨境资本流动被视为引发一国“经济泡沫生成和破灭周期（Boom-Burst Cycle）”的重要推手和跨国风险传导的渠道。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刺激经济复苏而频繁实施的政策调整引发了专家学者和实务界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这一话题的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多次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提到,美国及欧盟的财政、货币及监管政策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全球2008年-2009年剧烈的经济滑坡及之后的经济复苏缓慢。近期,随着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以及地缘政治局势的动荡,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再一次出现明显攀升。不少文献研究表明,EPU会通过影响企业、金融机构以及消费者等实体部门的预期、风险偏好、情绪等因素抑制投资、消费活动和资金流动,从而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并通过跨境资本流动对其他国家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尤其是对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相对脆弱的新兴市场国家。因此,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当局者来说,如何在长期坚持金融开放的同时,防范和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冲击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本文发现,虽然现有文献对于EPU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对EPU溢出效应影响机制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并且,对机制的深入挖掘能更好的为缓解EPU冲击或权衡开放和稳定的关系提出实质性政策建议。基于以上现实和学术研究背景,考虑到跨境资本流动是跨境风险传导的重要渠道,且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流动在波动特点、驱动因素以及背后影响机制的差异性,本文将分别研究EPU对于三种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以及背后的影响机制。以期为金融开放与金融稳定的关系这一更宏大的话题提供实证证据,并得出有意义的政策建议。本文首先对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创新点和不足等进行了说明,后分别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跨境资本流动的概念和量化方式、跨境资本流动的经典理论和驱动因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和内在机制、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相关的文献进行了综述和点评。在实证研究部分,分别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三种不同类型的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以及背后的影响机制,并结合实证结论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具体来看,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不同类型的跨境资本流动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一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推动跨境银行信贷流出,抑制FDI和跨境证券资本流入,这与以往文献结论保持一致。第二,以外国银行商业存在为表现形式的金融开放会进一步放大EPU对跨境银行信贷的负面影响,表现在EPU上升对跨境银行信贷流出的负面影响在外国银行参与度越高的国家越大,并且这一影响在发展中国家较为显著。进一步的,为利用信息不对称理论解释该影响的异质性,本文通过分样本回归结果发现,在信息透明度较高（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的国家,外国银行放大器作用更加显著。第三,一国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能显著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FDI的负面影响,但该效应只在发达国家中存在。进一步的,通过将贸易开放度拆分为进口和出口依存度,我们发现,该效应异质性存在的原因可能在于,发达国家此时的FDI和出口存在互补性关系,而这一关系在发展中国家并不存在。第四,投资者情绪是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跨境证券资本的传导渠道,即一国投资者情绪会影响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于跨境证券资本流动的冲击,但具体表现为投资者情绪的上升能显著缓解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而该缓解作用主要来源于投资者情绪的“积极”属性。为防范和化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本文结合实证结果提出了几点反思和政策建议:第一,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相较于在金融稳定上付出的代价,其从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获得的收益值得考究。这似乎有悖于金融开放政策的初衷,但并不意味着应当放弃金融开放,而是要认清金融开放的政策红利是建立在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成熟的金融市场、良好的金融监管和制度质量等基础之上,即需要待自身条件具备达到一定门槛之后才能获得该政策带来的收益。若本末倒置,寄希望于利用金融开放来促进国内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增长,将以金融稳定为代价。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三种类型的跨境资本流动均会产生负面影响,而跨境资本流动作为风险的重要传导渠道,可以进一步将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传导至其他国家。一方面,这说明了各国在政策制定时不仅需要考虑政策本身的外溢效应,还需要注意频繁政策调整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对自身和他国产生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研究结果再次说明了金融开放带来的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化会使各国暴露在多种冲击下,包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只有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合理的管理并加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才能尽可能的降低金融开放对本国经济金融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第三,在机制检验中,本文发现外国银行的商业存在会加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信息透明度低的国家来说比较显著。一方面,这为各国缓解不确定性冲击提供了思路,即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适当调整金融开放的步伐,对外国银行的行为进行一定的约束,可以避免其进一步放大EPU冲击和溢出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改善本国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缓解其放大器的作用,这包括完善制度建设,减少腐败,加强金融监管等方面的政策。相较于以往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研究内容上,本文,首次从金融开放中重要的一部分即银行业开放,以及贸易开放的角度,深入探讨了金融开放和贸易开放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传导中扮演的角色,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具有很强的现实研究意义;第二,在研究视角上,本文首次从行为金融学的视角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传导中扮演的角色。随着行为金融学的发展,投资者情绪对于金融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存在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支撑,但目前并没有文献用其解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问题,本文则首次提出投资者情绪机制假说,通过实证分析进行验证并得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之后还进一步区分了消极情绪与积极投资者情绪,是利用行为金融学解释传统金融问题的又一次有益实践;第三,在研究数据选取上,本文的跨境证券资本数据采用的是EPFR各国的基金数据在国别层面的加总,该数据一方面具有高频属性,相较于文献常用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季度数据,更有利于体现短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另一方面该数据刻画的是全球各国机构投资者的行为,这与其他证券资本流动的维度相比具有新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