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张军（2008）指出,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主因是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行为。中国之所以能够持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其根源在于在分权化改革维持了一个有效的地方政府竞争市场。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三维“纵向治理结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中国的政府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1994年的税制改革使中国的财政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Shen,et al.,2012）。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实现税收结构,并建立统一完整的税收分配制度。改革后的税收分配制度虽然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并且完善了财政制度。但是,由于省级地方政府的发展同质性与差异性所导致的地方政府竞争和合作却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省级政府间为了追求财政利益而展开的竞争。自从加入WTO后,中国的对外出口规模迅速扩大,并逐步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的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在这个过程中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是不同地区的出口规模的发展出现差异。尤其是在税收政策的频繁变化下,不同地区的不同规模的企业面临着不同的发展局面。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中国坚持走出去的战略格局下,因此出口规模的变化会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由于出口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大部分的省级地方政府大力鼓励出口,并通过行政手段来帮助辖区内的企业发展并抑制非本地企业的市场进入行为,从而达成促进辖区内企业和产业的发展。在目前的国内外严峻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下,如何坚持走出去的战略方针是各地政府需要仔细作答的一场大考。尤其是财政分权导致的政府间竞争进一步加深地方政府之间市场分割的程度,不利于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发展,也制约了出口外贸行业的调整升级。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对相关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后建立了实证模型,本文主要利用2003-2018年的省级层面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利用2003-2013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企业出口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本文在经过理论分析后,认为财政分权会通过市场分割来影响地方层面的出口规模,并对该机制进行实证检验与分析。最后,本文得到以下结论:首先,财政分权对省级层面出口的影响。无论是OLS方法的回归结果,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还是SYS-GMM方法回归的结果,地区财政分权度都会导致地区的出口规模增加,说明较高的财政分权度会促进一个省份出口规模的发展。为了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优先选取替换解释变量的方法,即用支出法计算所得的财政分权度替换原来的解释变量,发现财政支出比财政收入更利于会促进一个省级层面出口规模的发展,而原实证模型所得的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验证了本模型以及控制变量选取的稳健性。另外,本文选取地区的对外开放度作为被解释变量替换原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原模型的解释力依然足够强。为考察财政分权对于出口规模影响的异质性,本文主要将31个省份分为东部沿海、东北部（包括华北平原部分）、中部及西部,发现财政分权度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其中在东部、东北部及西部该影响依然为正向的,影响效果在东部作为明显。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会抑制中部地区省级层面出口规模的增长,并且不显著,表明财政分权对于该地区的出口规模的影响较弱。本文也考察了直辖市与非直辖市地方政府的异质性,发现财政分权度对出口规模的影响在直辖市与非直辖市地区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其中在直辖市影响效果强于非直辖市地区。另外,本文利用企业样本进行稳健性分析来探讨财政分权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无论是OLS方法的回归结果,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还是SYS-GMM方法回归的结果,地区财政分权度都会导致企业的出口规模增加。在进一步对异质性进行深入分析时,发现财政分权度对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其中在东部、东北部及西部该影响依然为正向的,另一方面,财政分权会抑制中部省份企业出口规模的增长,并且不显著,表明财政分权对于该地区的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较弱。本文也进一步考察财政分权对不同规模企业出口规模的影响,发现财政分权对大型企业的影响相较于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较小,小型企业与中型企业的受影响程度相当。最后,在利用市场分割程度作为中介变量的进行机制分析后,本文发现:财政分权显著增强了了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进一步验证市场分割是财政分权影响省级层面出口规模的重要机制。另外,不同类型的市场分割受到财政分权影响有明显的差异性。其中,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于一个地区出口规模的影响作用要明显强于商品市场分割和资本市场分割,也正说明在当前中国的户籍制度下,劳动力流动对整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另外,资本市场分割对一个地区的出口规模的影响较弱。稳健性分析也证明了该回归结果的解释力足够稳健,进一步验证了机制分析的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