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化和机动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汽车保有量急剧增加,由此引发的城市道路交通拥堵、交通能耗增加、城市空气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严重,并逐步从大城市蔓延至中小城市,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为缓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降低交通能耗、减少空气环境污染,2012年我国已将绿色出行纳入到“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鼓励居民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倡导绿色出行”;2013年在“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和“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也明确提出“倡导绿色出行”、“鼓励绿色出行”;2014年在“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中再次明确提出“实行绿色交通行动计划”。居民是绿色出行的主体,而高人口密度和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我国东部地区,其机动化程度和汽车保有量为全国最高,随之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最为严重,因此,有必要探讨东部地区城市居民的绿色出行行为驱动机理,以提出促进城市居民绿色出行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旨在依据理论铺底—质化研究—量化检验—结论与政策建议的技术路线,对我国东部地区城市居民的绿色出行行为及其驱动机理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厘清我国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影响因素体系、影响因素变量与行为变量的作用关系以及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机制。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界定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概念和种类,然后通过扎根理论这一质性研究方法找出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构建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驱动机理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开发了我国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调查问卷,并依据东部地区城市的大样本调查数据,统计分析了我国东部地区城市居民的出行方式选择、绿色出行行为现状及特征差异,深入研究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最后梳理了国内外促进城市居民绿色出行的政策和措施,结合质化和量化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我国城市居民绿色出行的政策建议。主要研究内容和创新性工作总结如下:(1)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概念和种类的界定。在文献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界定为,在综合考虑人、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前提下,城市居民有意识的选用低能耗、高能效、低污染、兼顾效率与公平、有益于城市与居民健康发展的出行方式的行为。并借鉴环境行为的分类方式,首次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划分为调整型绿色出行行为和促进型绿色出行行为。其中,调整型绿色出行行为是指个体身体力行的日常实践行动,主要是指个体主动实施地、调整现有出行方式为绿色出行方式的行为;促进型绿色出行行为是指个体对其他特定个体的游说行为,具体指积极参与或游说、建议他人参与绿色出行相关组织或活动的行为。(2)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驱动机理的质化研究。本文采用扎根分析这一质性研究方法对我国东部地区32位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深度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等逐级编码,厘清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构建了包含出行者心理认知、行为意愿、出行特性、出行偏好、社会参照规范、制度技术情境和出行者属性等7类主范畴的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驱动机理理论模型,提出了出行者心理认知通过行为意愿作用于绿色出行行为、出行特性和出行偏好、社会参照规范和制度技术情境分别作为内外部情境变量对意愿—行为存在调节效应、出行者属性直接影响行为的的4类典型关系结构,并从“态度-行为”缺口视角对理论模型进行了深入阐述,论证了绿色出行行为中“态度-行为”缺口的存在。(3)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驱动机理的量化检验。以从我国东部地区城市获取的大样本调研数据为基础,运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本文建立的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驱动机理理论模型进行了综合检验。结果表明,除主观规范和环境知识外,出行者心理认知变量中的其他因素均通过行为意愿间接作用于绿色出行行为;出行特性、出行偏好、社会参照规范和制度技术情境对行为意愿—绿色出行行为存在显著调节效应,但对调整型绿色出行行为和促进型绿色出行行为的调节强度和调节方向存在显著差异;行为结果感知对行为意愿和绿色出行行为均存在显著回调效应;不同出行者属性也对绿色出行行为存在显著影响;绿色出行行为中“态度-行为”缺口确实存在。(4)城市居民出行方式选择和绿色出行行为的特征差异分析。在借鉴国内外相关成熟量表的基础上,本文开发了城市居民绿色出行行为调查问卷,以从我国东部地区城市获取的大样本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了我国城市居民的出行方式选择及绿色出行现状、特征差异和城市等级差异。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主要出行方式为私家车和公共交通,且私家车为城市居民最为认可的出行方式,出行方式选择和绿色出行行为在不同出行特性、出行偏好和出行者属性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在一二三四线等不同经济等级城市间也存在显著差异。(5)促进城市居民绿色出行的政策研究。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居民绿色出行引导政策的梳理,结合不同政策对绿色出行行为直接影响力的量化分析结果,利用鱼骨分析法提出促进我国城市居民绿色出行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