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侦查实践大大提高了侦查机关打击犯罪的效率,然而近几年频发的个人信息泄露等安全事件表明,大数据侦查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存在的冲突逐渐显露。对此,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在新型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关系下大数据侦查与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现状与冲突;其次,比较研究美国与欧盟近年来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以对我国大数据侦查规制提供借鉴经验;最后,提出我国在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完善建议,以及如何规制大数据侦查活动中个人信息收集、分析等行为,据此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本文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简要概述了大数据侦查的概念、特点以及数据挖掘、数据搜索、数据画像等技术在侦查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并且对“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概念进行简要分析,以使我们意识到在大数据侦查中必须转变传统个人信息的保护理念;同时分析大数据侦查中重视个人信息保护的价值意义,并进一步得出两者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就是刑事诉讼价值之间的矛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刑诉价值要求我们必须在大数据侦查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第二章分析了在我国在大数据侦查中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司法现状,以及在侦查实践中警务大数据平台的建立、侦查机关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收集、分析等行为是如何实现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入侵”。在此基础上,我们了解在个人信息保护本身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的法律背景下,且刑事诉讼法中对于大数据侦查以及对于个人信息收集、分析、应用等都缺少法律规制,我们必须尽快实现在大数据侦查中侦查机关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合法、合理。第三章主要概述了在大数据时代下的刑事侦查活动中美国与欧盟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美国对此采取的主要是隐私权保护模式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在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对于警方的搜查行为是否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隐私,第四修正案先后经历了经历了“卡兹测试”“马赛克理论”,最终在2018年卡朋特案中将隐私权的保护范围进一步扩张到了手机基站定位信息,完成了隐私权客体从“隐私”到“信息”的保护。与此同时,欧盟则采用了专门立法保护,在2016年先后通过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与关于主管当局《为预防、调查或起诉刑事犯罪或执行刑事处罚以及此类数据的自由流动而处理个人数据方面的2016/680号指令》（以下简称为《680号指令》）以对大数据时代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实现双重保障。对此,美国与欧盟的相关制度对我国在大数据背景下如何完善个人信息保护与如何规制大数据侦查提供了借鉴经验。第四章对如何完善大数据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提出相关规制措施。首先,明确在大数据侦查与个人信息处理活动的基本原则,即合法原则、目的限制原则、比例原则以防止侦查权力的不断扩张,实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其次,严格规范侦查机关收集、处理个人信息,制定个人信息处理的相关规范,构建不同侦查阶段的保护机制,以实现侦查机关数据挖掘程序正当。再次,完善侦查机关对个人信息的管理,对个人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建立个人信息的分类分级保护,严格限制侦查机关直接接触个人信息的权力;最后,构建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混合监督模式,同时设立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监督机构、完善个人信息侵权救济手段以加强监督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