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山东省L村为研究个案,围绕这一个案,对该地20世纪90年代前和90年代以后村民的生存方式于环境的深刻影响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对比与分析,对围绕L村环境污染引发的环境维权和环境治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经验层面对如下两个问题给予了回答,即乡村社会的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怎样的特点,这些特点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怎样的逻辑性关联；在现有的生存方式和乡村社会关系形态下,环境污染的治理面临哪些结构性与制度性困境,熟人伦理与乡村社会秩序又是如何作用并加强了环境污染的形成机制与环境治理的破坏机制的。研究试图通过环境与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与制度之间的互动逻辑展开问题的分析,从人类的生存方式与环境的关联性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并得出如下结论：与传统社会中村民的生存方式相比,现在村民的生存方式更具环境破坏性。村民既是生产者,又是生活者,而无论是作为生产者还是作为生活者,村民的行为都在污染着周围的环境,也就是说村民作为生存者正在日益致害者化。而由村民的现有生存方式决定的乡村社会关系形态也从侧面进一步加强了人们的行为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突出地表现在环境治理的过程之中。我们看到同为致害者和受害者的村民,对于环境治理有着一种矛盾的情感,他们本身并不排斥污染治理,但又迫于生存的压力而不得不使自己受害。乡村环境问题的形成是由不合理的生存方式造成的,而造成这种不合理生存方式的根源在于还不协调、不合理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形态。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使得生产按照资本的逻辑加速运转,在这种体制中,利润始终是人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处于市场竞争中的经济行动主体有足够的动力将自己的生产成本外部化,只要外部化生产成本的代价小于由他的行动选择而产生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资本的逐利本质使得生产系统的问题域只限于如何最大限度的攫取现有环境资源并从中渔利,而对于环境系统由此会产生怎样的问题和社会为此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则不加顾及。外部成本内部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条路径选择,但在很多情况下,环境的公共物品性质又使得市场调节机制面临失灵。这时就要求政府在环境保护的责任上应有足够的担当,利用法律和政策手段规制市场行为,堵住成本外部化的输出通道,从而在经济与环境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形成有序的运转。然而,现实中政府却往往担当着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角色,社会角色的错位致使它有意无意的将一只脚牢牢地踏到了“苦役踏车”的脚踏板上,与市场主体合力构成“苦役踏车”的左右两翼,共同促动其顺利前行。社会在市场与政府的合力下往往显得无能为力,同时也会出于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和对日益增长的消费欲望的满足,而屈从于前行的踏车。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政府将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重心均置于城市社会之中,环境治理的政策法规均以城市社会和工业污染为依归,从而使得乡村环境污染的治理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处在快速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正在被资本运转的逻辑日益解构,由村民群体结构而成的乡村社会单元也因村民的渐进式流出而开始式微。研究认为乡村环境问题是经济、制度和社会互动不良造成的结果,破解之道就是建立市场与政府的双向调节机制,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在政府的政策规制下实行污染者付费制,同时加大对于农村环境治理的投资力度,转变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并试图重建乡村社会秩序。而所有这些治理策略都离不开村民的参与,只有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并充分尊重和挖掘村民的智慧,环境治理问题才能找到可行的路径。此外,本研究还尝试拓展运用了“生活者的致害者化”和“生活环境主义”两个理论。研究发现,在中国本土,特别是在本研究所涉及的案例中,与日本本土的情形有较大的不同,这两个理论不能很好的解释案例中的现实情况,因此,笔者将其拓展为“生存者的致害者化”和“生存环境主义”,以期能够符合我国的本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