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3年聚焦“三农”,彰显现代农业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涉农上市公司是农业生产组织的领头羊,代表着农业企业的发展方向,承担着改革创新和农业现代化的重任。其主要经营业务与农业相关,得到国家倾力扶持,在税收、贷款、财政补贴上享受着巨大优惠,但产品同质性强,需求季节性差异明显,利润增长空间有限,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在此背景下,涉农企业获取来自供应商的商业信用,并依靠商业信用提供吸引下游客户,以期达到降低成本、扩大销售,稳定客户的目的。这时,相对谈判能力作为企业长期合作竞争博弈的结果,真实反映各自话语权的大小,部分涉农企业谋求建立政治关联,扩大自身获取资源的能力。这种做法是否存在一定关联,对于弄清商业信用的供需状况和增强企业长期竞争力至关重要。本文搜集整理了我国涉农上市公司2008-2013年的客户集中度、供应商集中度、高管政治关联的具体数据,认真梳理了政治关联、商业信用与相对谈判能力的相关文献,基于价值链理论、声誉信息理论和商业信用的经营动机理论,设定研究模型,通过多元回归并以产权性质进行分组回归,研究了相对谈判能力与商业信用的关系和政治关联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第一,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涉农上市公司,相对谈判能力低都导致企业向客户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进一步地,非国有涉农上市公司在相对谈判能力较弱的情况下,相较于国有涉农上市公司获得商业信用减少的更多,而对客户提供的商业信用则更多。第二,政治关联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政治关联传递出企业的良好声誉,相对谈判能力弱势的涉农上市企业仍然继续向客户提供商业信用,这种趋势在非国有涉农企业中表现更加显著。第三,政治关联也使得本处于供应商谈判能力弱势的企业,获得供应商的商业信用。即政治关联交互项与商业信用获得正相关。这种调节作用在非国有涉农上市公司表现显著,而在国有涉农上市公司中不显著。本文预期贡献在于：第一,揭示相对谈判能力与商业信用供需的关系；第二,弄清政治关联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第三,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下三者关系的差异。由此得到的研究启示是：第一,增强自身谈判能力,灵活运用商业信用。企业应努力拓展客户资源,分散经营,降低过度与集中式的商业信用提供。同时,积极寻找新的供应渠道,灵活利用供应商的商业信用。第二,理性看待政治关联,避免出现崩盘效应。政治关联的确带来商业信用获取的优势,也促使企业商业信用提供的增加,但也应避免严重拖欠和过度提供使得账款回收困难。第三,切实提高经营水平,促进商业信用平衡。生产要素会向竞争能力强的企业集中,依靠政治关联尽管带来商业信用的便利,但企业特别是民营涉农上市公司更应提高经营水平等综合能力,促进商业信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