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春秋繁露》一书总纲目的《俞序》篇断言孔子作《春秋》是目的在于“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并引孔子之言日:“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在董仲舒看来,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正在于借历史往事(行事)以揭示王道之义,期待能为后来之圣王示法。依照孔子在《春秋》所揭示的道理,“春秋之道,大得之则以王,小得之则以霸。”“故其所善,则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恶,则乱国行之终以败。”《春秋》所揭示的道理是治乱兴衰的规律,可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遵从《春秋》之道能够实现的,则是“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的理想社会。因此实现“王道”正是董仲舒心目中孔子作《春秋》的最终目的,而论证和阐述“王道”理念即成为董仲舒思想的核心议题。
　　王道思想渊源自久,春秋战国以降,不仅儒家极度鼓吹其王道理想,墨道法名诸家也各自推出自己认可的王道学说,同样名为王道,而不同学派所界定和认可的内涵并不相同。汉初政治一统,反映在学术思想上也亟需能够统合诸家学说,适应现实需要的新的理论。儒学理论自身也经由春秋战国多派歧出,在不同领域融汇外来的思想资源,这一“大开”终至“大合”的过程。汉初儒学如何完成这一庞大的理论工程,同时提出对于现实政治具有实效性的学说,从而由汉初各家学说中跃出,被“选中”成为施政者和整个汉代社会认可的意识形态,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向来为研究者着力关注。
　　人们发现,上述汉初儒学的理论建构实际上包含两个向度,一是儒学内部的理论建构,包括通过对儒学之外的思想资源的批判性接纳,建构以天人关系为依托的全新哲理体系:二是儒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儒学本身的现实旨向性决定其学说必然会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儒学在这一层面既须应对权力这一“脱缰的野马”,又须对抗早己占据上层建构的黄老道家以及作为秦朝以来传统秩序的法家思想的遗留。上述理论建构与现实考量这两个向度的交集,正是“王道”。“王道”既是因循天道的自然规律,又是儒家理想的价值秩序安排。因此.本论文择取“王道”这一概念,关注和考察其内涵的演变与建构,必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揭示汉初儒学重兴,以至儒学奠定其作为整个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基础的发端过程。
　　本文在政治家、经学家的定位之外,更重视董仲舒作为具有开创性和体系建构能力的哲学家的身份,着重探讨董仲舒如何在继承先秦儒学基本范畴和宗旨的基础上,融汇各家思想资源,而成立庞大的天人哲学体系,并奠定之后千年儒学基调的学术历程。在前辈学者提出的范畴框架之中,着力挖掘董仲舒对原有儒学范畴的发展与内涵扩充,并借助于近年来出土文献的发现补益对先秦至两汉儒学思想历程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