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市场化改革为研究背景，以经济转轨中金融支持政策的设计、实施与退出为研究主线，以国有金融安排的内生逻辑与演进变迁为主要研究对象，致力于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隐性税收机制的解体、国家财政能力的迅速下降、经济平稳增长与体制顺利转轨的协调战略目标、公有经济部门的资本形成与资金支持、转轨经济中的金融支持政策、国有金融安排的超常规金融增长、以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为主要形式的金融风险的迅速积聚、后转轨时期金融发展的平稳过渡、财政税收制度的重建以及国有金融产权改革背景下的证券市场与地方金融发展等之间建立起严密的推演逻辑，并由此构建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在对经济转轨中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并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的所谓“中国奇迹”给出合理解释的同时，也为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的特殊轨迹与演进变迁提供理论依托。 内生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信息与监督问题的日益严重，使得始于完善计划体制的中央政府财政分权却在客观上逐渐引入市场机制并最终瓦解了计划经济体制；而以“放权让利”为导线的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隐性税收机制逐渐解体，国民收入结构也从“集财于国”向“藏富于民”转变。为了获取日益分散的金融资源与金融剩余以弥补随改革而出现的国家财政能力的迅速下降，从理论上讲，当时可供国家选择的制度安排主要有两种：一是(显性)税收制度，一是金融制度。相对于税收工具，金融工具更容易得到执行，因此，金融制度相对重要性的增加促使国家迅速改变其偏好函数并进而做出增加国有金融产权比重的努力，为此国家致力于推动国有银行体系的重建与扩张，这直观地体现在银行分支机构的广泛设置上，从而依托国有银行的信用垄断与证券市场的准入管制等最终实现了对公有经济部门的金融支持与租金补贴。在金融资源动员过程中，金融制度替代了一部分税收制度功能，而在随后进行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又进一步替代着财政制度功能。显然，金融安排的迅速扩张本身便意味着货币化进程的加快，但有趣的是，改革之初的低货币化水平使得体制转轨过程得以与经济货币化进程同步推进，一个巨大的货币化区间意味着伴随着改革推进可以产生巨大的货币化收益，从而避免了“通货膨胀陷阱”的困扰。事实上，改革以来中国公有经济部门保持了良好的增长记录，对国民经济平稳增长、财政收入增加、社会稳定等都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作为体制变迁成本主要承担者的公有经济部门又通过资金漏损、技术扩散、人才支援、产品需求等形式推动非公有经济部门的快速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结构的衔接与梯次过渡，从而共同创造了渐进式经济改革的辉煌成就。因此，对于被麦金农教授誉为“中国奇迹”的伟大成就的取得，经济转轨中金融支持政策的设计与实施功不可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在转轨经济中金融支持政策的实施下，才实现了被麦金农教授誉为“中国奇迹”的伟大成就；而经济转轨、金融支持与金融发展间的这种内在关系也演绎出了前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的特殊轨迹。在对转轨经济中的金融发展进行制度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借鉴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对我国金融增长与金融发展进行了区分，并通过制度调整因素对其进行了测量与评估，发现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的金融发展主要体现为量的扩张，而非质的进步，或者说，在政府的金融控制下一直存在着一种金融幻觉(存在着金融发展的虚假成份)；进一步地，结合Patric(1966)的“供给主导、需求遵从”理论假说，提出了“虽然金融增长(数量)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但金融发展(质量)却只能由经济增长所引致”的新的理论假说，并得到了经验研究的证据支持。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在渐进式经济转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虚假金融成份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并大胆提出了前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发展的“超常规金融增长假说”：名义金融增长中的虚假成份可以视为一种“超常规金融增长份额”；而且，以虚假成份形式存在的超常规金融增长份额其本身便是转轨经济中金融支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渐进式经济转轨得以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这一份额的存在才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在前转轨时期避免了前苏联、东欧国家所普遍出现的“J型”或“L型”衰退。不过，“超常规金融增长”在顶托中国渐进式经济转轨的同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于这种“超常规增长份额”并不能持久地维持下去：而且，金融支持政策下以银行不良贷款为主要形式的金融风险的迅速积聚导致金融支持政策的成本收益正在发生对比并渐次趋近其合理边界；因此，需要寻求一种新的金融支持因素来与逐渐退出的国有银行的金融支持进行衔接，从而保持经济转轨中金融支持因素的平稳过渡与最终退出。遵循着后转轨时期中国金融“超常规增长后平稳过渡”的发展逻辑(也可视为一种构想)，国有金融产权改革背景下的证券市场发展与地方金融的市场准入也就很自然地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