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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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社会利益更为多元、关系更为复杂,对我国党和政府的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其重要性逐渐被政府和社会各界所重视。如何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关系着社会治理的成效。近年来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成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焦点。“甄别性吸纳”是学术界对政社关系的有益探索,本文借助“甄别性吸纳”概念,侧重考察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具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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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社会利益更为多元、关系更为复杂,对我国党和政府的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其重要性逐渐被政府和社会各界所重视。如何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关系着社会治理的成效。近年来重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成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焦点。“甄别性吸纳”是学术界对政社关系的有益探索,本文借助“甄别性吸纳”概念,侧重考察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关系的具体行为。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不同层级地方政府的职能、重点任务的差异,导致其策略选择会表现出一定的主体差异性;第二,社会组织作为具有能动性的实体,亦会根据不同政府主体的不同行为做出“策略性的回应”。为聚焦这一研究主旨,本文借助案例研究法、调查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等方法,选择C市各级政府与A社会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开展对它们互动关系的具体研究。
研究发现,C市级政府侧重于法律和社会合法性甄别,通过政府购买、协同伙伴治理等手段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并以政治嵌入的方式进行隐性控制;J区政府更侧重于功能性、专业能力甄别,在给予购买服务支持的同时采取权力与社会的双重监管;P街道政府侧重于行政、政治合法性甄别,在支持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权力监管。A社会组织为了获得与政府的合作机会,亦会根据各层级政府的偏好采取主动构建合法性、展示自身能力、利用非正式关系等策略性应对措施。
在二者的合作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如政府目标异化、片面强调对社会组织控制、社会组织形式主义、机会主义等。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政府应加强层级联动的综合监管、细化对社会组织的服务评估指标,落实“一轴多元”的精细化治理结构、加强顶层制度设计等。社会组织应进一步夯实党建工作、强化责任与公共意识、加强合作意识培养、依托制度化表达协商意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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