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经历了四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规制作为激励企业污染减排的重要手段,同时也肩负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任。鉴于此,研究环境规制的“双重红利”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环境规制的“双重红利”效应理论,其次揭示了中国环境规制发展历程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利用2003年—2016年中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系统评估了环境规制的“双重红利”效应及其影响机制,进一步地,构造空间Durbin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双重红利”的空间溢出效应。考虑到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双重红利”效应或有不同,本文实证检验了异质性环境规制的“双重红利”效应。最后,本文为进一步完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论包括:（1）中国环境规制的实施存在“双重红利”效应;并且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趋势。（2）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能力是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排放发挥抑制作用的重要途径,但未能对环境规制的“蓝色红利”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外商投资能够提高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对环境规制的“绿色红利”无明显作用。（3）考虑环境规制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绿色红利”具有负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蓝色红利”具有正的空间溢出效应。（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双重红利”存在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具有“双重红利”效应,且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趋势;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未呈现“双重红利”效应,现阶段中国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无法有效降低环境污染,但与经济增长关系呈“U”型;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不具有“绿色红利”但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具有“蓝色红利”效应,且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趋势。最后,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合理制定环境规制强度,以期在抑制环境污染的同时,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蓝色效应”;（2）加大对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和约束,促使邻近地方政府就环境污染治理达成目标共识,协同治理环境污染;（3）合理制定政府环境保护目标,修订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发挥命令参与型环境规制对污染治理作用;（4）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税”制度,分阶段逐步提高环保税征收标准,同时加强监管力度,避免出现官商勾结、执行刚性不足的现象;（5）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拓宽群众监督反馈渠道,以期发挥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双重红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