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明清之际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来说,耶稣会士来华以及相伴而来的儒耶对话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在这一时期,大量耶稣会士来华,希望在中国宣扬天主的福音,在这一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天主教文化,与传统中国的儒家文化,二者之间产生了充分的交流。仔细考察这一时期儒耶对话可以发现,虽然双方的理论背景和知识体系都存在差异,但这些因素并没有成为双方交流的障碍,双方的对话也大都能够在一个平等的语境下进行。其中,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艾儒略,以及其在福建传教过程中与奉教者、对待西学的温和派人士及反教人士之间的对话,尤其值得注意。本文希望通过对艾儒略中文著述的相关内容,以及其与中国人士的对话状况,来对其思想体系进行一个详细的探讨。本文共分为八个部分：引论部分,从宏观的角度对明清之际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状况作简要的概述,并对相关学术史内容——包括西方汉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我国港台学者和内地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概括性的回顾。在这一基础上,指出了前辈学者在研究过程中的空白之处,希望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艾儒略思想做出进一步的探讨。第二部分是对艾儒略入华之后的经历和著述状况的研究。由于文献方面的原因,艾儒略入华之后的经历,尤其是1613年至1624年这一时间段内的行程经历究竟如何,学界并没有形成定论。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比较研读,以及对各个地方志内容的记载,对艾儒略生平交游中的若干关节点问题和相关重要人物的事迹作了缜密的考证,相对清楚地描绘出这一时期艾儒略具体的行程经历。第三部分是对艾儒略入华之后思想变化的探讨。在入华之后的三十余年间,艾儒略经历了南京教案与福建教案这两次严重的政治事件,这种经历对其思想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就前者而言,在南京教案后艾儒略有意识地将政治的合理性问题融入到天主教学说当中；而就后者,艾儒略则明显地表现出了传教对象和重心的转变,即由主要对知识阶层的传教转变为主要对下层百姓的传教。第四部分是对艾儒略思想两个主要维度的探讨。从艾儒略的中文著述来看,其构建的天主教学说主要可以分为“性学”与“超性之学”两个部分。前者主要关注现实,讨论的是人如何认识自身的问题,后者主要聚焦于宗教,讨论的是人如何认识天主的问题。这两个思想维度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一套完整的天主教思想体系。不仅如此,对于艾儒略而言,其自小接受的宗教背景是其对“超性之学”方面的内容更加重视,并希望能够在与中国人士的对话中对之加以重点的宣扬。第五部分以《三山论学记》为个案,考察了艾儒略与传统儒者阶层的对话。在三山论学中,艾儒略试图向叶向高介绍天主教神学的相关理论,但叶向高对这些神学问题缺乏兴趣,反而数次希望与艾儒略讨论现实世界中的道德善恶问题。对于叶向高而言,相比于纯粹神学的问题,现实善恶和道德问题更加值得注意。叶向高对于天主教的看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许多传统儒者的看法,这也因此影响到了艾儒略在福建地区的传教思想。从艾儒略与福建地区儒者的往来赠诗看,在福建儒者眼中,天主教理论中的道德学说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无疑是艾儒略主动调整传教思想导致的结果。第六部分以《口铎日抄》、《圣梦歌》、《五十言余》等艾儒略的中文著述为核心,考察了艾儒略与福建地区奉教者的对话。在日常的宗教宣扬中,艾儒略等耶稣会士一方面向奉教者宣传天主教理论中的宗教性内容,同时也对奉教者的道德行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并重点强调了这一道德修养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在艾儒略等耶稣会士的努力下,福建地区的奉教者对个人道德修养给与了广泛的关注,并为《圣梦歌》、《五十言余》等艾儒略的道德著作撰写序言。第七部分以艾儒略的弟子李九标为个案,通过对其与艾儒略的对话,以及其著作《枕书》中的相关内容的研究,来探讨艾儒略思想的影响。作为《口铎日抄》的整理者,李九标是福建地区奉教者群体的领袖,同时又是传统儒者文化圈内的重要人物之一,其组织门人友朋编撰的《枕书》被学界认为主要是对传统儒学原则的阐述。但通过对《枕书》相关内容的探讨,可以看出,《枕书》中的内容不仅代表了传统儒学的诸多原则,同时也是对天主教道德学说的总结与归纳。在与艾儒略等耶稣会士的对话中,李九标就对天主教道德学说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对这些道德原则努力践行。这就意味着,对于李九标而言,《枕书》中的内容,不啻为传统儒学与天主教在道德伦理层面的统一。结论部分对艾儒略福建地区的传教过程,以及以其为核心的儒耶对话内容进行了总结与归纳,指出：虽然在天主教与传统儒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歧,但无论是以艾儒略为代表的耶稣会士,还是以叶向高为代表的温和人士,亦或是以李九标为代表的奉教者,他们都没有过多地强调这种分歧,而是本着一种求同存异的态度来思考中西文化的共通性内容。经过思考与讨论,儒耶对话的双方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中西方文化有着理论背景和知识体系的差异,但二者都推崇一种普世性的道德伦理,并在现实行为方面提出了理性的要求。这样一来,东西方文化对这种普世道德价值的认可,就构成了艾儒略,以及许多耶稣会士与中国人士展开交流的基础,而之后双方的深层次交流,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共识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