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之产生至今已逾上千年，然而翻译史中活跃着的各种性别因素却一直没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西方女性主义与翻译相结合，性别研究才正式进入翻译领域，对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西方女性主义者们经过了女权运动的实践，认识到性别问题，并且认为女性主义翻译家的作品中也体现了性别的冲击。同时，在翻译中也体现女性主义译者的个人经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上世纪末传入中国，然而它真正影响到我国的翻译研究已是2002年。纵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可以看出，国内的有关性别翻译，或者说女性主义翻译的文章，大多数都只是梳理和介绍西方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实践，只有极少数的研究者尝试着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进行翻译实践。基于此，本文作者尝试将高健先生的翻译协调理论引入性别翻译领域，以其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有所补充，同时丰富发展性别翻译理论，以便更好指导翻译实践。本文共包含了五个章节，第一章介绍了本研究的课题来源、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的目的及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文献综述部分，综述了西方以及国内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现状，第三章论述了现有的性别翻译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指出现有的性别翻译中存在的问题，不足，以及所面临的批判,然后介绍了国内资深翻译家高健先生的翻译协调理论。并论述由于协调理论的中心是一个“调”，即要协调好各种关系，因此，将其运用到性别翻译中，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第四章本文选取了女性作者艾米莉·勃朗特具有女性主义特色的作品《呼啸山庄》作为研究对象，并分别选取男性译者方平和女性译者杨苡的译作进行对比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运用了比较论证和译本分析的方法，对女性主义在翻译中的体现做了具体分析。通过比较男性和女性，原作和译作，作者与译者的关系，发现女性译者杨苡在处理译本过程中有时候自然显露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女性意识，但大多数情况下却使用了标准的父权语言。她有意识地从男性的角度理解原文，并使用了一些带有贬义色彩的词汇来描述小说中的女性。从这一点来说，杨苡的译本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男性的身份。相反方平作为男性译者，其译作中却有很多地方采用了女性话语来显现原作中的女性意识。通过对两位译者的译作分析，对比研究，第五章中本文旨在揭示在性别翻译方面，如果能运用协调翻译理论作指导，便可对文学翻译中性别的体现有一个新的认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男性译者还是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只要不抱有极端的态度，并且能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努力做到消除人类处境的两级对立，比如阴阳，男女，感性与理性等等，并运用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伙伴关系，则翻译的作品定能更具可读性。同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努力做到将译者和作者的角色协调，使原作和译作处在相互理解的平等关系之下，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男性译者在翻译女性作家的作品时把握其阴柔之美，女性译者在翻译男性作家的作品的时候传递阳刚之气，在协调文本的各种关系的基础上力求做到性别的最佳翻译实践，从而使文学翻译中的性别翻译在协调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尽量达到和谐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