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已有十年之久,沿线各国之间的投资往来也日益密切。基于沿线各国所处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国内资源占有量有所差异,产业布局也展现相辅相承之势,这就为我国持续对外开放,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强与沿线国家沟通交流提供了机遇。但是鉴于沿线国家在经济文化制度、历史演变、地缘政治等方面有所不同,在投资往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分歧与争议。目前来看,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最常用的方式便是国际投资仲裁。诚然,现有国际投资仲裁机制为投资者与东道国提供了权利救济的途径,但是仍存在管辖权解释冲突、仲裁员选任困难、仲裁费用分担不公、上诉机制缺位以及仲裁成本难以承受等问题,无法长效满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未来预期及需求,可能阻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同发展与协作。因此,构建“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是大势所趋。在“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下,沿线各国需要应对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改革的趋势。我国可以结合“一带一路”已有投资争端案例,探究现有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弊病,参与并引领“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构建。首先,以亚投行为平台基础设立“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缔结《“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公约》,拓宽受案范围,明确“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管辖权;其次,配套完善的仲裁员选任机制以及明确的仲裁员名单,设置常设上诉机构以确保错误裁决能够得以及时纠正,在保障裁决一致性的同时可以兼顾仲裁效率;最后,促进仲裁与多元化解决方式的衔接。最终完成符合“一带一路”时代特色、能够有效化解争端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