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起，伴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高速发展，发达国家对其操纵汇率获取不公平优势的质疑和由此引发的贸易摩擦与日俱增。如何客观评价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汇干预行为，对回应发达国家的质疑、缓解新兴市场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由于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实施中间型的汇率制度且不对外披露外汇干预数据，无法直接利用干预数据研究其外汇干预类型。加上利用外汇储备变化代理外汇干预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借此裁定操纵汇率法理上也有“有罪推定”之嫌。因此，本文借助Expectile方法通过刻画交叉汇率间的非对称相关关系去研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汇干预类型，不仅避免了利用外汇储备所带来的内生性等问题，其结果更加客观，还有利于处理新兴市场经济体常见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管理浮动。
　　本文用1995-2017年间30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日度汇率数据做了经验分析，全样本分析结果发现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确实存在非对称的外汇干预行为，尤其在亚洲经济体中出现了普遍的双向逆风向干预，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甚至明显“害怕升值”。但划分子时期的结果表明外汇干预类型不是一成不变的，全时期样本可能出现效果中和。本文发现：第一，同一经济体在不同时期干预类型并不一定相同。以印度为例，亚洲危机前积极促进卢比贬值，亚洲危机后变为双向对称逆风向干预外汇市场，全球金融危机后又变为积极阻碍卢比贬值，我们还发现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的变化可能是印度干预类型转换的重要原因。第二，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外汇干预有其特殊性，与全样本分析一致，非危机期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表现出更加普遍的“害怕升值”，而美洲则更倾向于稳定的汇率安排，全球危机后甚至出现了普遍的“害怕贬值”。并通过区域间汇率联动差异解释了这种较一致的区域政策安排的合理性。最后，比较两次危机期间亚洲货币与美元的相关结构发现，亚洲危机期间少见的“阻碍升值”，全球危机期间变得更加普遍，结合危机期间的蔓延分析，亚洲危机后许多经济体可能改变了危机期间吸收贬值压力的方式，不在主要依靠外汇减少。此外蔓延分析结果还表明，危机前外汇干预类型的选择会影响央行阻碍危机期间的蔓延，对本币贬值的非对称干预会加大控制贬值蔓延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