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是“台胞”,在台湾是“外省人”,在美国是“华侨”,身份尴尬带来的矛盾困惑充斥着李安的一生,让他毕生都在矛盾之中寻求着解脱与平衡。在改编作品的主题定位上,无论何种风格的原著,到了李安这里,都会变成一个因矛盾而生的悲情故事,他的改编电影可谓一个庞大而丰富的矛盾世界。而在处理矛盾双方的问题上,李安总能做到不偏不倚,他不将任何一方作为“恶”,也不让任何一方凭借“善”的立场取胜,节制平衡的价值取向才是这个矛盾世界的永恒法则。在改编作品的叙事置换上,李安不但善于利用“透明性”叙事原则、“可追踪性”因果叙事线索、“三幕式"叙事结构等好莱坞经典叙事手法来讲述一个精彩绝伦的故事,也通过二元人物的双重表征、中国古典意象的反复渲染,为改编作品浸润了一层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情韵。李安是西方文明的热情爱好者,也是中国文化的坚定继承者,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那里继承而来的克制隐忍、委婉含蓄,才是他与生俱来的情感表达方式,让他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始终保持着“克制含蓄”的叙事风格。在文学改编理论史上,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改编理论都无非是在“忠实说”、“创造说"、“调和说”这三者间循环游走。但是,不管是有失偏颇的“忠实说”和“创造说”,还是看似公允的“调和说”,都始终不曾将电影和文学同时看做独立的艺术门类,不曾真正关照电影与文学互动中双方的平等与自主。而李安的改编电影不仅尊重文学原著的精神内涵,也重视电影本身的思想独立性,不仅擅长运用各种电影技术,也巧妙借鉴了丰富的文学表现手法,从而跳出了“调和说”的局限。与此同时,在李安改编电影中,对立双方“非善非恶”,价值取向不偏不倚,中西手法兼收并蓄,叙事基调含蓄克制,电影与文学平等而独立,适度、整体、权变、和谐的中庸思想成为其处理电影与文学之间,中国与西方之间,价值取向、悲喜体裁、摄影技术、台词艺术、剪辑手段等各种文化因素之间矛盾关系的根本方法。可以说,崇尚中庸的改编理念才是李安改编电影最深刻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