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转型的研究一直是比较政治学中研究的重点，国家的转型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影响着这个国家政体下生存的数百万人的命运，但目前学界往往关注的只有民主的转型与巩固。对伊斯兰国家的国家转型，即国家从威权独裁政体向世俗化或者民主化转型的过程却鲜有研究。而目前主要的研究也仅仅是从意识形态的层面出发，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转型过程中的独立变量，认为在伊斯兰政党在行动过程中更多是通过意识形态来决定自己的偏好和行为。而本文认为这样的分析恰恰忽略了伊斯兰政党作为政治行为体本身的属性，这低估了伊斯兰政党在政治行动中的自主决策能力。因此文章首先在理论部分提出到底是怎样的激励机制塑造了伊斯兰政党作为政治行为体的战略选择和共同行动。结合社会动员理论提出了两个变量，第一，伊斯兰政党如何动员起不同力量的支持；第二，伊斯兰政党自身的结构组成方式。这两个变量决定了不同伊斯兰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可适应性，最终影响到了他们在政治生存中的不同战略选择。　　在以上伊斯兰政党组织动员机制的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系统的解释来分析伊斯兰政党的不同组合状态最终如何影响国家政体转型的方向。当一个国家处于高度不确定的转型过程中，伊斯兰政党出现结构性的分野时，这种分裂的状态将会有利于不同的政治力量达成协议转型，最终使得国家朝着世俗化或者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而当一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伊斯兰阵营在组织动员机制上是高度集中的，那么整个国家处于一种教俗二元对立的状态，最终会使得国家要么回到威权独裁的政体下或者走向政教合一的非世俗路径上。本文的经验研究是基于对印度尼西亚和伊朗两国的比较历史分析。印尼从苏哈托的“新秩序”向民主秩序的转型，正是由于其国内的现代派和传统派的分裂，才使得国家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协议能够达成，并且在不断的大选中逐步稳固下来。而伊朗霍梅尼凭借着外部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最终统一了伊斯兰阵营，使得国内政治呈现出教俗对立的不稳定状态，最终使得国家的转型走向了政教合一的路径。　　因此本文试图说明传统意识形态的研究中往往将伊斯兰团体视为是国家世俗化民主化转型的阻碍因素是武断的，本文的比较历史分析说明伊斯兰政党有可能因为其战略的考量和意识形态的灵活性而同世俗化势力达成妥协，避免国家走上政教合一或者军方独裁的路径，成为国家世俗民主化转型的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