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5·12”汶川地震震动了亿万中华同胞的心,同年,三鹿奶粉事件引爆食品安全话题；2011年,“7·23”的甬温线成为了一列永不抵达的列车；2014年12月31日跨年夜,上海外滩发生大规模踩踏事件,本该尽情狂欢的夜晚成为了离别之夜；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发生爆炸……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公共危机成为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常态,如何高效地应对危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政府和媒体共同面对的议题。在媒体思辨的时代,作为一种独特的公共资源和社会力量,传统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通过报道塑造人们对事件的认知,助力政府进行危机管理。随着媒体权限的不断开放和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热情的不断高涨,传统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显然已不能只满足于做原来的报道者与旁观者,更应积极探寻更多媒体角色的可能性。一般来说,社会成员通过角色期待、角色领悟和角色实践实现角色扮演,进入社会角色。因此,在尊重客观的新闻传播规律和传播学研究中对媒体功能描述的基础之上,结合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和公共危机事件的演变与发展,笔者根据传统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所面临的政府和公众对它的角色期待,总结出其七大角色,分别是：感知风险并预警,传达实时动态,解读权威信息,引导社会舆论,监督公共利益,提供决策参考和抚慰公众情绪。随后通过对近十年来主要公共危机传播中传统媒体角色实践的分析,笔者发现,与新媒体相比,传统媒体在监督危机处置、灾后心理抚慰和舆论引导等方面的角色功能发挥得更出色,但受信息传播政策、政府的应对与配合、经济利益的驱动、传统媒体从业者的职业素养及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水平的影响,仍然存在一些背离角色期待的角色实践,如风险预判不足、本地传统媒体失语、权威解读弱化和消费灾难事件。鉴于此,笔者立足内外影响因素,提出通过制定操作性强的信息传播法规等来清除风险沟通障碍,利用UGC创新危机报道模式,培养组织化的民间救援团体和强化公共危机教育等对策来优化传统媒体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角色实践,以达到维护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实现助力政府危机管理的目标,最终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减轻危机损害,维护社会良性发展和持久稳定。需要说明的是,公共安全、公共利益与社会责任是研究公共危机传播中传统媒体角色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