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底至1932年间,鲁迅与瞿秋白在通信中就翻译问题进行了一场私人讨论(瞿秋白去信——鲁迅回信——瞿秋白回信),后以公开发表的形式参与到当时文坛的翻译论战之中。本文第一章第一小节即分析了该通信与1930年代翻译论战的关系。翻译通信鲜明的左翼立场使得鲁瞿结为盟友,但政治理念的契合并非鲁瞿结为知己之交的根本因素;第二小节则梳理了鲁瞿友谊的发生发展过程,进而论述两人深层思想的契合。本文第二章细致梳理了鲁瞿在翻译讨论中的分歧,剖析了其观点与各自文艺思想、政治思想的关系。其一是翻译标准的“信”、“顺”之争:瞿秋白看重翻译的“顺”,以普洛大众听得懂的“绝对的白话”为翻译标准,希望翻译能推进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创造属于无产阶级的现代新言语(区分于统治阶级语言和资产阶级欧化文),继而推动无产阶级革命。但在鲁迅看来,瞿的理想主义翻译标准在当时条件下没有实现的可能;相比之下,鲁迅自己的“硬译”倒是在“由聋及哑”的历史环境下的一种文化突围。鲁迅希望以“硬译”输入新的表现法改造不精密的中国文,继而改造中国人的思维。从翻译的政治性而言,“硬译”的“不顺”体现了鲁迅对现实政治文化秩序及其背后主流价值体系的“抵抗”,又以其“强行输入”形成一种“进攻”。其二是何为翻译作品的读者群之争,这与文艺大众化思想紧密相连。文艺大众化为鲁迅与瞿秋白共同关注,但就翻译而言,鲁迅的“硬译”只针对教育程度高的知识分子,体现的是文艺大众化首先要进行受众分层的思想。而瞿秋白认为翻译应面向所有普洛大众,透露出他对大众的想象及文艺大众化思想的内在矛盾性:普洛大众既是文艺大众化的主体又是客体,知识分子的位置也呈现出相对应的矛盾性。本文第三章试图进入讨论之外(即“文外”)的人物内心世界,理解鲁迅与瞿秋白思想深层的共性与差别。他们的最大共性体现在:既反抗外部的奴役制度(外部革命),又没有放弃对内心的拷问(内部革命),是“真的知识阶级”与“永远的革命者”。他们的最大差别则在于,瞿秋白是单纯的信仰者,他将自身完全交付于革命,因而也着眼于“窃火给人”;鲁迅则别有一种“确信”,包括对怀疑和自我怀疑的确信,因而无时无刻不在与“火”进行“挣扎”与“搏斗”,拿它“煮自己的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