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假制度事涉公理性的性别平等与机能性的社会继替,为了促进性别平等保障妇女劳动权益,而进行的倾斜性立法反而加重了劳动力市场的生育惩罚现象,加剧了经济领域的性别分层。为了降低家庭生育压力,保证女性产后恢复的保护性立法,主观上未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客观上也未能提高社会总和生育率。目前对于产假制度的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之上,一是“如何解决立法技术的缺陷带来的反向激励?”,二是“如何促进性别平等以实现女性劳动权益保障?”对于第一个问题的主要回答是:错误的责任配置损害女性劳动权益,即立法原本应当由国家和社会承担的部分生育成本,全部被转嫁给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用人单位,最终又全部落回女性之身。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我国生育政策社中会性别视角缺失,使得女性面临无薪家务劳动与有薪社会市场劳动对时间的争夺。通过学者提出的对策的分析,笔者发现在产假制度完善的建议上存在差别平等保护原则和同一平等保护原则之间的冲突,仅仅就产假制度讨论产假制度是远远不够的。产假制度不仅仅是保障女性就业平等的女性主义话题与立法社会学的交叉之处,还是家庭制度上重要的一环。在立法技术缺陷带来反向激励现象的背后更深层次的是被当代法律建构了的传统生育制度与现代生活的冲突,也就是贝克所说的工业社会与其封建基础的冲突。随后笔者分析了男主女从的父权制家庭分工模式是如何进入到我国产假制度之中的:男女两性最初的事实性分工通过传统伦理文化的对性别权利的分配转化为男外女内、男主女从的性别秩序,导致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性别偏置;而法律公私二元分立的结构划分,以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不同的活动原则成为主从分工模式进入产假立法的契机;婚姻法对既定家庭劳动分工的默认、夫妻财产分割过程中对家务劳动价值的忽视、育儿休假上对女性责任的强调以及家庭公共福利制度的缺失固化了“男主女从”的家庭分工模式。最后,笔者主张在共同抚育理念下对产假制度进行完善,建立起社会支持、夫妻共同参与的家庭抚育模式。一方面伴随着个人的原子化,婚姻违约的道德、经济成本下降,主从理念主导下的产假立法使得家庭领域囚徒困境显现,女性需要通过参与社会劳动进行我保险。另一方面主从理念主导下的产假立法加剧了女性在公私领域的他者地位,挑战了性别平等理念,导致了制度化的不公正。然后通过对国外家庭政策的模式及效果的分析,指出共育理念下的生育休假制度不仅具有内在价值同时还具有工具价值,并在此前提下对我国产假制度提出了几点建议,期望能对问题的解决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