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服务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确定的12个基本服务部门之中位列第五,目前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方面。“一带一路”建设需要高等教育培养非通用语言、经济贸易、国际商务、组织交流、教育医疗工程等各领域所需的高端、综合型人才,沿线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与合作也需要“一带一路”建设所带来的经济物质支持、基础设施支持、发展环境支持,二者互相需要、互为助力。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缅建交70周年之际新年首访缅甸,达成7项直接涉及云南省与缅甸的合作项目,并举办“2020中缅文化旅游年”,通过旅游、教育与文化方面的人文交流加深双方民众间的相互理解。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6年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201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政策措施》等重要文件,意在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进程。在此背景下,云南作为中国西南向与沿线国家开展交流合作的前沿与窗口,肩负着与沿线特别是相邻国家友好合作的重任。缅甸作为云南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出口目的国,近年来与云南的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滇缅双方对于同时掌握中文与缅语、又熟悉专业领域知识人才的需求也愈发迫切。滇缅高等教育的合作不仅能培养和输送综合人才,还能拉近滇缅民众的文化距离,使得双方相知相亲、互相理解和认同,为滇缅的设施联通、政策互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培养民心民意基础。本文以人力资本理论、教育经济学理论、相互依存理论为支撑,首先阐述云南与缅甸高等教育现状与合作情况,从中得出当前缅甸高等教育与滇缅合作的问题与障碍。其次分析缅甸对中国高等教育的需求,这与云南与缅甸的高等教育合作并不冲突,相反,云南是中国与缅甸开展高等教育合作的窗口与先行者。本文通过发放李克特五分计量法调研问卷、进行访谈交流来了解缅甸民众对高等教育的看法,并对问卷所收集数据利用SPSS分析缅甸对中国高等教育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经分析,影响受访者到中国留学、到中缅合作办学机构学习的主要因素是是否有资助奖学金、所获文凭在缅甸被认可以及学习的便利性,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就业竞争力、收入水平、汉语水平和综合文化素质水平,说明受访者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受社会经济与物质条件的影响较大,这既驱动又一定程度上制约受访者到中国留学或是到中缅合作办学机构学习;专业需求侧重于医学、经济、管理、农业、理工、语言、法学等应用型、实用型专业;在合作前景方面,受访者对中缅高等教育合作持积极态度。而后从合作融合程度、合作参与主体不同、合作院校独立办学资格、教育跨境流动载体四个角度对现行中外高等教育合作模式进行划分。从合作模式的表现特征来看,在融合程度方面,滇缅高等教育合作目前尚处于松散型模式,尚未达到嫁接型、融合型模式;在跨境流动载体方面涉及到了人员流动、项目流动、机构流动三种模式。从结构形态来看,在合作院校独立办学资格方面,只涉及到合作办学模式,并没有二级学院、独立学院的合作模式。从运行机制来看,在合作参与主体方面,校企合作、高校与社会组织合作模式的成果数量极少,校校合作是其中非常重要却又薄弱的层面,政校企、校企研合作则尚未有具体合作成果。总的来说,滇缅高等教育合作正处于起步阶段,滇缅高校间合作十分薄弱,校企合作也有待丰富与发展。随后借鉴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与东盟国家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历程,从中汲取经验为我所用。综合以上研究分析得出当前缅甸高等教育正处于改革阶段,有设立师范专业需求,以及缅甸政府全外资投资私立高等教育的机遇;有滇缅“一带一路”建设为教育合作提供支撑;以及远程高等教育民众基础良好。因此本文认为滇缅教育合作的侧重点除解决存在的问题与障碍之外,还应针对缅甸民众对中国高等教育的需求,以及缅甸自身高等教育的特点,弥补当前缅甸高等教育的缺口,把握云南特有的区位与政策优势、缅甸政府允许全外资建立私立高校的机会,从加深高校连结与合作、借鉴“双元制”校企合作模式、突出政府牵头引领作用、发挥“一带一路”支持与驱动作用几个方面来优化现有合作模式。并提出四个可能的创新合作模式,即教育分层模式—科研与职业教育先分层再融合、语言依托模式—依托语言优势拓展项目、专业对接模式—相同专业类型大学对接合作、先行站点模式—中缅高等教育合作的先锋和桥梁。最后,从跨境合作、管理与制度、合作经费、平台与联盟等内容与要素角度提出了路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