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诈骗犯罪手段不断更新,在频发的盗骗交织案件中,行为人犯罪手段的迷惑性也越来越强。实务部门在诈骗犯罪的认定上也产生了差异,而众多诈骗类案件在定性与判别中产生的分歧点则集中于被害人处分财物时是否需要具有处分意识。处分意识虽然没有被明确规定为诈骗罪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对处分意识的必要性及相关内容的不同理解影响着诈骗罪的认定以及与其他财产犯罪的界分,处分意识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学界对于诈骗罪中处分意识问题的争论仍没有停止,目前来看也依然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对于处分意识是否必需,处分意识必要说主张认定诈骗罪应当将被害人的处分意识作为必要条件;相反,处分意识不要说则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仅判断是否存在处分行为即可;而折衷说则认为应分情况看待。处分意识不要说不尽合理,其易使诈骗罪与盗窃罪的认定发生混淆、违背了被害人的内心态度;折衷说由于其存在的特殊性并不符合我国的立法实际。因此这两种观点均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对此,应当继续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是对立法目的的贯彻,而作为处分行为的主观方面,处分意识的存在更符合诈骗罪基本构造的要求,同时处分意识有助于辨别盗窃罪与诈骗罪。论文进一步探讨了构造处分意识的几大要素:处分意识主体要具备一般的意识认知能力,处分意识的产生建立在认识错误的基础之上,且应体现自愿性,还要求处分人拥有处分权限。要想使处分意识的作用充分发挥,处分意识内容的确定必不可少。对于处分意识内容,也有两种观点,一是严格的处分意识说,二是缓和的处分意识说。严格说的要求较为机械,而缓和说内部又自相矛盾,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各自的缺陷。“限缩”严格分析法的主张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限缩”严格分析法主张采用双重角度对处分意识的内容进行辨别,将上述两种综合起来加以考虑,并提出相应的标准。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背景下诈骗罪的认定问题同样应当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并在该基础上依照“限缩”严格分析法的标准来保证司法实践上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