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诺芬研究经历的不仅是一种复兴，而且是一种嬗变。在古代，色诺芬的《希腊志》被认为是与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齐名的作品，因为它是记录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的古希腊历史的唯一当代史著作，具有不可代替的生动性。至19世纪初，理性的历史研究法抬头，修昔底德的史学方法倍受推崇，色诺芬则因为其叙事的不完整、史实的遗漏以及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偏见，同时受到德国学者尼布尔和英国学者麦考雷的严厉批评。这种批评多以后世的眼光要求古人，旨在树立一种史学标杆，而忽略了透过史学史本身了解当时的历史。直到20世纪下半叶，布雷坦巴赫作出一则关于色诺芬的篇幅浩大的条目，色诺芬的《希腊志》才受到重新估价，超过40种以上的有关色诺芬的专著和注释本出现，其中较为主要的是《色诺芬的〈希腊志〉的特色》(薇薇安·格雷，1989)，《帝国的失败：色诺芬的〈希腊志〉第二部分读后》(乔治·塔普林，1993)，《色诺芬和他的当代史》(约翰·戴勒里，1995)，《过去的教训：历史在公元前4世纪的散文中的道德用途》(弗朗西斯·鲍纳尔，2004)。所有这些都承认色诺芬应该被视作古典后期、前希腊化时期的历史、社会和思想界的一个独具特色的样本。这些专著撷取某种新的历史相对主义，综合考虑公元前4世纪的哲学和修辞学的发展状况，力图开辟新的视角，并在色诺芬的整个著作体系中研究《希腊志》，不仅视之为修昔底德的续作，而且视之为后世包括领袖崇拜和名人传记在内的具有道德说教特点的史学的滥觞，从而复原《希腊志》的写作背景、目的、内容和影响的全貌。新的研究方向和成果促成了1999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召开的色诺芬学术讨论会，会议从会议期间发表的60多篇论文中选择24篇，结集出版了《色诺芬和他的世界》。 本文遵循各种研究色诺芬《希腊志》的专著的体例，以色诺芬的生平开篇，简略讨论《希腊志》的写作框架，并总结前人的主要批评，即叙述的不完整，史实的遗漏，以及政治和道德偏见的贯穿，指出色诺芬的写作意图在于惩恶扬善，强调领袖个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在道德主义的引导下，叙述的不完整和史实的疏漏成为必然的结果，他对斯巴达的崇拜和对底比斯的轻蔑与其说是政治方面的派别偏见，不如说是道德方面的抑扬。本文希望以此构成一个较为有力的分析，使人们更加清楚地了解色诺芬《希腊志》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