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谛是中国佛教史上四大翻译家之一，也是弘扬唯识古学的代表人物。他在中国译经讲习期间完成了大量大乘经籍的译疏工作，其中《摄大乘论》是真谛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译著。在真谛及其弟子的努力下，《摄大乘论》在南北朝时期成为人们研究唯识学的必读经典。由此开始涌现出大批专门研习真谛所传摄论学思想的名僧，这些人被后世称为摄论师。以摄论师在唯识学上的深入研究为开端，唯识学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真谛的摄论学思想可以从本体论和修道论两个方面来探讨。其本体论思想主要体现在阿黎耶识缘起论、九识说以及三性三无性论等思想论说当中。而修道论则主要是关于无住处涅槃的涅槃论以及三法身论等。这些基本理论构成了真谛的摄论学思想体系，同时也成为贯穿于真谛摄论学思想中的核心线索。在缘起论上，他主张以阿黎耶识为一切万法的依止，认为阿黎耶识蕴含一切万法生成的潜能——“种子”，因此阿黎耶识即是一切种子识；在阿黎耶识真妄的问题上，他主张阿黎耶识为真妄和合之识，以阿黎耶识具有解性义为真，果报义为妄。因此他于八识之外立第九识阿摩罗识为清净无垢之识，认为阿摩罗识即是真如；在分别性、依他性以及真实性三自性的问题上，他主张分别性无相、依他性无生，此无相无生之理即是真实性，由此成立我空、法空和性空的三空之义。所以，三性三无性实质上是同一问题不同角度的分析；在涅槃理论上，他主张无住处涅槃是殊胜于小乘有余、无余涅槃的大涅槃，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才是真正的涅槃之义，从根本上来说也就是所谓的菩萨不见生死涅槃异；在如来三身的论说中，真谛以佛之法身、应身及化身的三身统一实现了信仰的理性化。此外，真谛的摄论学思想在中国佛教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对隋唐时期的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唯识宗都有很大的影响。　　 总之，真谛的摄论学思想既有安慧的唯识古学思想特色，又兼有向新学过渡的转折性特征。尽管有人认为真谛的翻译并未做到精准，甚至在翻译世亲《摄大乘论释》时又掺杂了诸多个人发挥。然而我们不能因此便否定其思想价值，真谛在中国唯识学思想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