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的西方抒情诗人中,无论从译介规模、关注热情、社会效应各方面而言,拜伦在中国翻译史上都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早在“五四”以前的中国,拜伦的声誉就早已超过了除莎士比亚以外的其他英国诗人。从1903年,梁启超在自己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首次译出拜伦的长诗《唐璜》中两节独立成章的诗中诗开始,中国的译者对翻译拜伦的诗歌给予了空前的关注。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对于拜伦诗歌的译介从未停止。“狂飚中的拜伦之歌”席卷了整个中国,为中国的知识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拜伦一直为众多学者所关注。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讨拜伦诗歌的艺术特色,拜伦的社会以及文学影响等等,似乎忽略了对拜伦诗歌翻译在中国的百年历程做一系统性的梳理。 拜伦本人个性张扬,反叛不羁,其诗歌饱含热情,独具魅力。因而在拜伦诗歌历时百年的汉译过程中,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的译者对于拜伦诗歌的解读也不尽相同。从国家主义的代言人到“摩罗诗人”的代表,从浪漫主义诗人到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相结合的现代个体,在对拜伦诗歌的翻译与接受中,拜伦的个人形象以及其诗歌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也随着主导各个时期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而改变。而风云变换的历史背景以及随历史潮流而动的大众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则是影响翻译选材和译者翻译策略的根本原因。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二十世纪英美“新批评”与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勒弗菲尔(Andre Lefvere)关于意识形态与诗学的理论为指导,试图通过对拜伦诗歌在中国翻译与接受之百年历程的梳理和分析,说明社会文化以及译者不同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