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模式的首次提出是在2012年中国与中东欧领导人首次会晤,两方共同规划了双边投资合作的前景。随着希腊在2019年的加入,这一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扩大成为“17+1”。此后,“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17+1”平台上取得了众多积极进展,双方经济合作走上快车道。随着中国与中东欧投资合作的不断推进,我国对中东欧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在业界和学术界均引起较大关注。已有文献大多将中东欧17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个地区,进行投资概况分析和效率评价研究。本文通过多渠道广泛收集资料信息,从投资行业、投资项目以及投资企业等多角度,对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投资情况和双方设定的投资合作促进策略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并总结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基于已有文献,本文运用BCC标准效率DEA模型、SBM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法从静态和动态双角度,评价了我国对中东欧17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与变化趋势,并结合行业信息展开分析。最后,利用Tobit模型对可能影响投资效率的9个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投资效率评价的实证结果表明,2008-2020年中国对中东欧17国的直接投资总体效率有所上升,但仍旧较低,说明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的配置能力和使用效率并不高。达到标准DEA有效的国家数量有所减少,连续13年保持标准DEA有效的国家仅有捷克,说明中东欧国家仍然具有巨大的投资潜力。此外,2008-2020年,我国对中东欧17国的直接投效率处于不断波动当中,而技术进步率是影响投资效率变动的重要原因。投资效率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明,自然资源、制度质量对投资效率是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丰裕程度、贸易开放度、通货膨胀率对投资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战略资源禀赋、金融合作以及“17+1”合作平台的设立对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产生了差异性的影响。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形势变动,对中国向中东欧国家的投资效率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达到标准DEA有效的国家数量比2018年和2019年都有所减少,17个国家中投资效率相对最低的国家在2016-2019年已经历了连续三年投资效率增长,但在2020年,中国对其投资效率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且17国中收入相对较低的国家受到疫情影响更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国家和企业的两个角度提出了下面的政策建议。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对中东欧17国的直接投资效率国别差异较大,因此我国应针对对不同投资效率水平国家进行投资结构优化,做到因地制宜。其次,部分中国企业的投资项目需要大量资金,且建造周期长、难度大。因此,政府应设立境外金融机构,这对中国在中东欧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提升有一定促进作用。第三,政府应积极鼓励地方参与“17+1”合作机制的积极性,将中国与中东欧地区的投资合作推向更高层次。作为企业,在向中东欧17国直接投资时,企业应做好前期投资调查,尤其是在当前俄乌战争爆发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更应注意东道国是否存在与美国或俄罗斯外交关系不稳定、政权更替、国别或民族冲突等不稳定因素,以规避投资的政治风险。其次,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应持续关注东道国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率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也应发挥统筹作用,规避我国企业间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过度竞争。第三,考虑到技术进步率对投资效率的带动作用,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应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综上所述,从2008-2020年投资效率的综合评价来看,中东欧国家仍有较大投资潜力。中国应进一步完善与中东欧“17+1”合作机制,根据各国的市场特点和发展模式,制定有效的对外投资规划,真正实现投资合作机制日益完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增长,投资合作领域的积极扩张,重大投资工程的有序推进,中欧班列和主要港口的快速发展以及地方合作的日益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