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学者对《诗经·唐风》的研究尚存有诸多疑案，本文选取了其中古唐国地域问题、《唐风》命名含义问题、《唐风》思想内涵及成因问题和《唐风》作年等若干问题为研究对象，冀望通过翔实考证和科学分析，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诗经·唐风》的地域问题总与尧都或晋始都相关联，古代学者多将唐地与尧建都之地等同，然对尧建都之唐在何处则看法不一。班固《汉书·地理志》主唐在太原，司马迁《史记·晋世家》言唐在汾河东。前者为郑玄《诗谱》、陆德明《经典释文》所采纳，后世学者亦多从之，影响深远。然现代学者以殷商卜辞、古简文献及其他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为研究基点，更加倾向于汾河之东的晋南地区。本文通过梳理《吕氏春秋·古乐篇》、《鹖冠子·世兵》等历史文献，认为古唐地与帝尧所建都之地并非一地，古唐地自有一个发展过程。自夏至西周改唐入晋，其主要范围在以翼城为中心的晋南地区。《诗经》与音乐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本文在肯定这一关系的基础上，认为十五《国风》也应该是以乐调划分，十五《国风》实为十五种乐调。据此，《唐风》也应该是原产于古唐地的一种乐调，其后《诗经》的采编者将凡属唐调的乐歌归为一类。《唐风》在十五《国风》中有其独特的思想内涵，本文通过对《唐风》中的《蟋蟀》、《无衣》、《葛生》等具有典型意义的诗篇的考证，归纳出《唐风》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内涵，即：忧深思远的忧患意识、好客尚贤之道、怨而不怒的谏君之道和忠贞不渝的爱情观等。此外，《唐风》中还存有不容忽视的消极行乐的色彩，《山有枢》即为代表。《唐风》所凝聚的这些思想特色与当地地域狭小、土地贫瘠、狄戎杂居等现状密切相关，也与传说中帝尧的品格在唐地所产生的影响有关。《毛诗序》言《唐风》起于晋僖公，终于晋献公。《郑笺》、《孔疏》及朱氏《集传》均从之。后世学者对此或有异议，但由于缺少相关史料，《唐风》诸篇的确切作年时间无考。本文试将今本《蟋蟀》一诗与清华简本《蟋蟀》相较，以为后者实为前者之源，故《唐风》作年上限应早于晋僖公时期。而其下限当与《诗经》的最终结集年代大致相当。笔者以为，欲知《唐风》思想内涵的成因，必先考明古唐国地域的自然、人文环境和《唐风》的成集年代。而考察《唐风》思想内涵和其作年则须在详考原诗的基础之上，结合清华简及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正因古唐国地域、《唐风》思想内涵及其成因、《唐风》作年等问题，紧密相关，故笔者选择上述问题为本文的主要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