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到民初的戏曲革命,一直都是以“楔子”身份进入到现代文学史戏剧革命的叙事中的,即使偶然被提起也是作为梁启超等人“小说界”革命的辅助说明。事实上,彼时的戏曲革命,除了汪笑侬、欧阳予倩等知识分子个人实践外,还集中在戏曲艺术家和各种地方戏曲班社的实际编演中,前者以梅兰芳、齐如山等人的合作最为出名,后者以成立于陕西西安的易俗社最见实绩。　　 本文尝试以陕西易俗社为研究对象,用现代文学研究的思维和视角对其制度、管理、创作和演出史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求更加全面地看待该社的历史贡献和局限,进而重新厘定民间戏曲团体在现代戏剧革命中的意义和地位。　　 本文共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介绍并论述易俗社在民初时一系列重要的改革举措,对组织制度和学生培养制度的革新尤其能够展现该社的现代化努力。这些努力不仅展现出一种士大夫的精英姿态,还体现了他们维护传统的“启蒙”意识。　　 下篇集中讨论易俗社的在整个民国期间的演出史与实践冲突。该社在剧目创作上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1932年和1937年抗战期间的两次北平演出——对现代戏剧革命的完整性抒写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而在此过程中,易俗社表现出的那种在新旧之间的挣扎和“艺术”、“意义”之间的取舍,尤其能够显现出现代戏剧革命的丰富与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