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西方列强相继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被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58年6月英、法等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英、法、俄、美等国获得了各国公使进驻北京、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传教、准许华工到外洋别地工作等权利。1868年清政府担心西方各国趁修约之机(中英《天津条约》规定10年后对条约进行修订)进行要挟以攫取更多的在华利益,想遣使出洋以疏通关系,为修约作准备,但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而蒲安臣在担任美国驻华公使期间(1861-1867)提出的“合作政策”,深得清政府的好感,于是总理衙门聘请他为全权特使,于1868年2月率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11个国家,7月28日,蒲安臣擅自越权,在访美期间与国务卿的西华德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又称《蒲安臣条约》,该条约的签订对19世纪后期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使中美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条约重申了1858年《天津条约》保护传教士的规定,为美国在通商口岸和深入中国内地传教铺平了道路。美国传教士来华传教始于1830年,《蒲安臣条约》签订前,传教活动影响较小,传教士主要在中国东南、东部沿海地区进行办报、翻译、出版、医务和教育等文化活动。从1868年至1918年是美国在华传教事业大发展的时期,美国在华传教人数激增,传教士从中国沿海深入到内地进行传教活动,在传教、办学、开办慈善事业方面,美国都超过其他西方国家。其次,条约刺激了清政府选派青少年赴美留学,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洋务派主动学习西方,掀起了洋务运动,迈向了近代化的第一步。在创办的企业中,需要大量的翻译和技术人才,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先后选派4批共计120名青少年赴美留学,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他们回国后,在造船、铁路、机械制造、采矿、电讯等行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条约规定,两国人民可随时自由往来,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不得禁阻,美国据此得以扩大招募华工,迎来了华工赴美高潮,适应了西部大开发对劳动力的需求,推动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受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使得华工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低下,处境艰难,清政府于1878年在美国设立驻外使馆,保护华工和华人的利益,《蒲安臣条约》成为中国政府保护在美华工的法律武器。蒲安臣率领使团出访欧美国家,动摇了中华外交礼仪制度,是华夷体系走向崩溃的一个标志。使团成员在出访过程中,记录了大量出访国家的风土人情、出访礼仪和注意事项,为了解西方国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影响了清政府的外交礼仪制度,清政府废除了觐见制度,培养了一批外交人才,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开始向欧美国家派遣常驻使节。由上可见,蒲安臣使团出访欧美国家和《蒲安臣条约》的签订,对美国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传教、刺激清政府选派青少年赴美留学、美国扩大在华招募华工以及中国外交仪制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蒲安臣条约》是中国近代签订的较为平等的条约,表明清朝统治者开始接受源自西方的国际惯例和国际公法,这是一种思想上的进步,但中国作为弱国的一方,享有不对等的权利和履行不对等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