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研究自Lansberg等(1988)提出家族企业定义以来,经历了一场范式革命和研究热潮,然而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价值损毁却是极其巨大的。在家族企业迅速崛起的经济背景下,家族企业研究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思考和关注,但远未汇聚成为一股研究热潮,近几年甚至有降温的趋势,并且公司治理研究出现的国内外同质化趋势,中国家族企业治理乡土研究由此陷入了一种“瓶颈”。那么,“家族基业常青”与“家族企业基业常青”哪个更为关键,“西方的家族治理工具能适用于中国的家族么?”俨然成为了一个关注的焦点,中西方制度环境的差异在家族治理中间发挥了何种作用?本文是沿着“公司治理—家族企业治理—家族治理”这一脉络展开,采用《红楼梦》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中国传统的重要制度之一——宗法制度(关系)的表现、演化对家族及其治理的影响和历史价值,解释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迅猛发展的深层次本源问题研究,从而加深对中国长期形成家族宗法关系的理解和对家族治理路径作用的审视。主要研究发现为:家族治理成因系出自礼法,而礼法来自于宗法距离、辈分、支系、嫡庶、主仆等宗法关系;宗法关系对家族治理分析得出宗法关系可以影响家族个体的价值、公平、后果,有较强宗法关系的成员有超额收益或遇错保护及不同后果等治理效应;宗法关系对家族治理的调节因素分析可知两者相互作用受到才华、信仰等调节。本文检验了家族治理机制中的宗法关系,研究发现:派系样本在宗法关系强度高于全样本,派系人物的确拥有更强的宗法关系,表明派系人物更加符合礼法及地位更高。在多元回归中,个人特征如政治联系、情感、喜爱与出场次数从不同维度体现了宗法关系对其的显著影响,《红楼梦》家族人物特征、行为的形成受各维度宗法关系的效应也比较统一。因此宗法关系越强则越容易获得政治联系,充当派系领袖的角色,在家族对外事务中发挥宗主权力;不易与核心人物产生较强烈的情感,因其承担着更多的家族事务,容易形成纠缠不清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印证了“多做多错”和“枪打出头鸟”的古训;容易与家族远亲或仆人发生爱慕关系,成为派系领袖和利益聚集体;出场次数越多也更容易被牵涉到内部矛盾当中。宗法距离越远、辈分越高、嫡出的家族成员越能产生较强的忠诚度,这些人物受到家族庇护更多,家族一旦有事处境也比较艰难,因此更愿意为家族尽忠;辈分越高、嫡出的家族成员在派系内部也越能产生较强的忠诚度,这些人物在派系内更希望能受到庇护,因此更愿意为派系尽忠,继而为家族尽忠;宗法关系并未完全影响到人物对外交往,对外交往还是取决于派系本身结构和活跃度;宗法距离越远、辈分越高、嫡出的家族成员越能获得较高的家族地位及被逢迎。由此现实启示在于关系越强的派系(圈子)人物越容易获得政治联系,从而发挥领袖角色,也容易受到外人的追捧和依附,但是要防止被当成“出头鸟”和“替罪羊”,应保持良好的忠诚度,才能获得较高的地位和尊重。本文检验了家族治理效果中宗法关系,研究发现:除惩罚、结局外,全样本均值都低于派系样本,表明归属派系的红楼人物得到了较好的效应。在多元回归中,宗法关系越强薪酬越高,宗法距离越远、辈分越低、直系、嫡出、主人遇事该赏时都得到赏赐,遇事该罚时更容易受到惩罚。原因可能是当人物处在家族位份较高时,其处事即决断,不存在处事好坏之分,无需奖赏,而对于辈分低的人物其宗法关系越强越能处事得赏,也越能称得宗族长辈的喜欢,对其惩罚也越能启到震慑作用,且其所带领的派系成员也较多,加大了遇事出错的概率,辈分低时宗法关系强的核心人物反而更容易被“杀鸡儆猴”。宗法距离越远、辈分越低、直系、嫡出、主人这类人物最终结局相对较好,家族一旦遇事,宗法关系中位高的之前一直处在政治氛围之中,更容易受到冲击,难以全身而退,而关系远的人物则早早作鸟兽散,相对处境稍好一些。在《红楼梦》中直系、嫡出的主人大多在贾府覆灭前已经做了相应安排,但是无法顾及到所有贾家成员,因此旁支和庶出的成员或被家族以家族利益的名义受到牺牲,或分得的财产等有限而处境更为悲凉。《红楼梦》家族中宗法关系强弱对家族治理的影响是显著存在的,其正反面效应也是符合预期的,体现了宗法关系在家族治理中的重要性。由此对现实启示意义在于宗法关系越强的人物可以获得较高的薪酬,如果地位较高则无赏罚之忧,但是一旦遇事其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不如地位低的虽然遇事有赏有罚,有可能被家族牺牲,但是只要处事谨慎、正确,也是可以全身而退。本文检验了宗法关系对家族治理的调节效应发现:文化和信仰全样本均值都低于派系样本,表明归属派系的红楼人物在文化和信仰方面有更高的追求,基础底子也比较好。在多元回归中,在文化效应下,宗法关系对薪酬、奖赏关系存在显著正相关,对结局关系并不稳定。在信仰效应下,宗法关系对薪酬、奖赏、惩罚关系并不稳定,对结局关系部分稳定。家族治理与宗法关系检验中嵌入文化、信仰两个调节变量后,交互作用并不稳定。文化在薪酬、奖赏、处罚方面起到调节作用,一定程度上文化水平可能影响了行为安排;信仰在结局方面起调节作用,有信仰的人物可能事先看破结局发展,改变了世界观,提前进行了“盈余管理”。由此对现实启示意义在于人物在学术上的造诣可以影响到薪酬、奖惩等短期正面效果,而人物在内心(信仰、道德)的归属将影响到长期的结局效果,根据长短期目标综合考虑,有文化和信仰的人物仍然占有一定的优势。这个研究贡献在于:首先是研究领域方向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开创性。在传统经济学研究问题基础上嵌入社会学分析,拓宽了经济学研究范围和视角,以社会经济学和治理理论为基础,通过文史素材中的社会描述,引入量化文(史)学方法,借助中国文史情景来讨论宗法关系和家族治理效应,构建量化文学会计研究方向,此类跨学科交叉研究尚不多见。到目前为止,量化史学研究的发展已经日渐丰富,如果将现实小说视为隐喻版的历史,则量化历史可以运用到量化文学,使得本文观察到研究问题即使不在现实公司资料中也可从历史史料和文学文献中发掘,这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学派和方法论上的可行性,使得量化文学会计的设想成为可能。关系视作一种非常有用但无法转移的专用资产或“社会资本”,而探索家族内部微观层面的宗法关系及其影响的研究则少之又少,挖掘其中特殊维度和衡量指标,达到以古喻今,弥补或解释 Allen等(2005)“Law,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以及中国家庭社会学(家族治理)领域轻视经济分析的学术盲点。其次是推进现有治理理论起源(出发点)的研究和回答“西方的家族治理工具能适用于中国的家族么?”这一疑问。学术界对社会、家庭、个人三者之间相互关系以及治理是基于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仍然存在争议,中国“非正式制度主导下:礼法+关系(差序)”与西方“正式制度主导下:法制+信仰”产生了巨大而鲜明的反差。在西方,法律是道德观念的体现,而道德的约束来自西方人所信仰的上帝,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一定程度上是部分重合的;在中国,仅依靠法律这种正式制度无法给予公民全方位的保护,中国人信仰的非唯一性或终极信仰的缺失,正好给了非正式制度一定的发展空间。在重德明义的社会,是否有非正式制度——关系(尤其是宗法关系)影响社会治理、继而是家族治理、企业治理呢?中国人的行为便是在正式制度框架下受到非正式制度约束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差别就给予了我们充分的必要性去创造自身的理论和观点来解释西方理论不能解释的中国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中国上下五千年形成的文化、习俗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是形成非正式制度的一个因素。事实证明,与正式制度不同,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产生作用完全依靠主观行为,是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关系”上的差别。考虑到“法金融学”研究范式不完全适合中国,家族(宗族)治理这一机制是否可以作为有益补充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本研究冀希提供一些经验证据,为社会经济制度安排提供学术方面参考。最后是研究发现对现实社会启示和借鉴。以古鉴今,从非正式制度安排着手揭开宗法关系在家族中的机理及其效率,从社会组织优化视角系统考察社会学与家族治理的协同作用及其效果,从社会生态和文学会计视角探寻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本源引擎,有助于增进对现有体制安排利弊的理解。North(1990)提到制度优化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有效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中国经济长足发展除了正式制度发挥作用外,也与如关系等方面非正式替代性制度密不可分。正如中国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男人处于权力的中心,是统治者、支配者。男性文本和男性写史的时代,家国观念与性别政治,《红楼梦》这一女性主题小说是否从另一面对中国社会现状给予启示,这些现象背后所要说明的问题是本文的主要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