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降,西方列强凭借工业革命后形成的强大军事实力,使晚清传统武备力量受到极其严峻的挑战,对中国造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开明士大夫便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而庚申之变更使开明士大夫深感震惊,认识到必须“师夷”自强,需要对晚清武备进行一定的变革,才能摆脱威胁。由于中国古代兵学研究灿烂辉煌,加之清朝从立国到鸦片战争之前的赫赫武功,特别是镇压太平军后期,军队经过“以湘淮纪律参用西洋火器”的转变,且在东南战场上取得不错的实践效果,致使开明士大夫在认知上仍然对传统武备思想保持自信。虽然,开明士大夫形成“师夷”共识,但在绾接中西的过程中,既受到传统舆论的猛烈抨击,又遭受清廷的阻碍,同时内心深处“天朝上国”的自信仍在延续,导致其对近代国防建设的认知存在重重困境,因而在认知上存在明显的局限,最终造成开明士大夫在近代国防建设的认知上处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呈现出认知上的“二元”并存的特征。开明士大夫倡导国防近代化伊始,由于在认知上的“二元”并存,一方面推动了近代国防建设的展开,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效,不仅促使了近代国防军工建设的兴起,而且近代海防建设也从舰船制造、人才培养、建军构想三个方面取得了突破,同时陆军也在近代化武器及其应用上进行了相应的转变。另一方面未能推动近代国防体系的建立,事实上,不仅导致了近代国防军工建设“依附”于开明士大夫本身,而且使近代海防建设呈“分散”型发展,更使近代陆军建设“迷失”于湘军部伍营规之中。可以看到,开明士大夫“二元”认知下的近代国防建设有其自身的历史意义,不仅促使晚清国防整体实力的提升,而且也促进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转型,特别是开明士大夫“自强”、“御侮”的国防精神激励着当时及此后的有识之士。但是开明士大夫积极推动的近代国防建设转型并不彻底,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不仅在认知上缺乏宏阔的视野,而且在实践上缺乏总体上的把握,同时在转型模式上陷入了“以旧融新”的困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