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翻译一直被视为语言间的转换活动。但是，最近二十多年来，翻译研究逐渐转向文化间的比较。一般而言，翻译中文化的转换有两种基本策略：即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和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异化。归化是指尽量将译语文化纳入译文读者的知识范围，将作者引向读者；异化是指在翻译中保留原文语言文化的特异之处，将读者引向作者。由于源语和译语文化的巨大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两难选择，因而一篇译作也必然会出现归化或异化的倾向。可以说，归化和异化的课题是翻译的核心课题之一。 本文试图从归化和异化的历史渊源入手，分析二者各自的优势和缺陷，进而归纳出影响和制约译者策略选择的因素，最后通过对《红楼梦》两个英译本的对比研究，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对翻译实践有所帮助。 在中西翻译史上，都有有关翻译策略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在中国，佛经翻译时代，道安主张译“质”，实际上是主张异化；鸠摩罗什主张译“文”，实际上是主张归化。三十年代鲁迅与赵景深的“宁信而不顺”与“宁顺而不信”之争，后来的“神似”与“形似”之争，实际上也是归化与异化之争。在西方，奈达提出“动态对等”的翻译观，主张归化翻译：韦努蒂提出“抵抗式翻译”的策略，主张异化翻译。在长期以来的争论中，人们试图得出“归化优于异化”或者是“异化优于归化”的结论。实际上，归化和异化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归化和异化，都有各自优势，也各有各的缺陷。因此，我们不应把二者割裂看待，而应有机结合起来。实践证明，成功的翻译既离不开归化，也离不开异化。 本文又探讨了影响和制约翻译策略的因素。具体而言，包括许多，其中主要有文本类型，翻译目的和读者对象，它们影响译者在翻译之前决定采用哪种策略。 本文的核心部分通过对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试图从翻译目的，读者对象以及文化差异的角度来具体分析归化和异化发生的原因和产生的效果，指出了两个译本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总体倾向，同时也考察了具体翻译过程中归化和异化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首先，作为译者，杨宪益的目的是想尽可能多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英美读者，是以想多了解中国文化的英美读者为对象的，因而基本上遵循了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异化的方法;霍克斯的翻译目的非常明显，是为了取悦译文读者，是为一般的英美读者翻泽的，因此他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即采用了归化的方法。对学习汉语的英美读者，他们阅读杨宪益的译本将大有裨益。一般英美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只是为了猎奇，为了消遣，他们阅读霍克斯的译本就能达到目的。可见，由于翻译日的不同，读者对象的不同，译者就必须遵循不同的原则。 最后，我们得出结论:归化和异化两种策略看似相互矛盾，实则相互补充。只要译者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翻译目的和读者对象等原则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泽作都应该被认为是成功的译本。归化和异化将永远同时并存，缺一就不成其为翻译。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再进行优劣高下之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