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立国后在对外关系方面确立了朝贡体系,即以中国为核心的辐射周边诸 国的宗藩交往秩序。但是朝贡体系的封闭性、不等价交换和非战等特点与十六世 纪欧洲人东来的社会现实产生了新的矛盾。以葡萄牙为代表的近代西欧国家出于 追求财富和传播宗教的目的,十六世纪在地理大发现的推动下来到了东亚。在中 国执行的朝贡体系面前,他们面临着一个如何与完全不同国家进行交往的问题: 是用武力强行打破明朝执行的海禁政策改写朝贡体系,还是在不断地接触中调整 自我适应新的环境。他们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探索,既有军事冲突,也有必不可少 的贸易交流,还有以耶稣会为代表的对中国礼仪文化的适应,最终葡萄牙获得了 有限的成功。但在明朝当局来看,西欧使节来华仍然是按照朝贡关系给予接待, 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天朝上国”与“四夷”的宗藩关系。因此, 虽然参与大航海的国家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但在和中国的接触之中不是后者去 适应前者所推动的历史发展潮流,而是前者为了获得东亚的商业利润在不停地适 应中国的朝贡体系。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十六世纪开始进入斯塔夫里阿诺斯(L. S.Stavrianos)所说的“全球通史”阶段,但这仅仅是欧洲化的世界历史,还未 到全球化的世界历史。 本论文力图从全球史的视角,展现十六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后以葡萄牙为代 表的西欧人之入华策略:从外向内有别于前人的研究思路,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 突破。在材料使用方面,大量借鉴一个多世纪以来欧美日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既 要从他们在宏观视野下对中国问题的论述中集萃观点和方法,也要尽可能搜集他 们汇编的多种史料、专著和论文集等。本论文所引证的外文资料均是自己积累所 得,几乎没有从他人著作中转引然后核对原文。在具体的理论和方法应用方面, 例如历史学者撰写利玛窦的前辈时,通常不提他们在日本传教经历或者一笔带 过;而在本论文撰写时较为详细地表述了他们的日传教经历,并证明日本传教经 验对耶稣会入华策略的影响。还有历史学者在探讨全球化起源时,通常以哥伦布 发现新大陆为起点;而本论文结合西方人东来和十六世纪的海上贸易,依据马克 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论断,将全球化的分期进行了重新划分。总之,本 论文在学习和吸收中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明代朝贡体系和十六世纪西人入华 策略关系这一课题,进行一个在视角上略有新意的详细的历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