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师范教育承担着培养中等学校师资的重要使命。自清末起,它能够在中国大地逐渐扎根乃至发展至今,离不开办学者的努力与探索。本研究以1902-1949年高等师范院校校长为研究对象,对校长的群体概况、办学探索进行系统考察,借由办学者称谓的变化大致反映近代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制度的演变脉络,并从办学者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近代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清末优级师范学堂监督是拥有科举功名的传统文人,其中不乏接受新式教育者。人们对监督的任职要求可概括为品学兼优、深明教育且熟悉学务、出洋考察教育三点。这一时期监督的任期普遍较短,考虑到办学之初人才不敷任用的现实情况,部分监督兼任学堂内外其他职务。在我国高等师范教育发展之初,因部颁章程与现实情况存在距离,监督不得不变通办理:招生上放宽入学限制,并设置相应学科加以补习;因师资匮乏而借才外域,聘请日本教习;根据实际生源情况与现实需要,从选科、专修科办起,逐渐至完全科等,这一时期监督的办学探索深受日本的影响。民初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大多赴日留学,仍有半数以上者拥有科举功名。他们职前大多从事教育行业,拥有一定的教育经验。各省高师校长随各省高师的裁撤而完成各自的流动,六大高师与女高师校长的任期大多在一至两年间,较为稳定;教育部出台法令禁止校长兼职,但仍有少数校长兼任校内外他职。为探索高师发展之道,校长既在会议上集思广益,共商发展之策;又亲赴日本、菲律宾、美国考察,借鉴他国办学经验。在攸关高师发展前途的改大问题上,校长或主张改办师范大学、或要求“寓师资于大学”,并在办学上做了不同准备。六大高师校长采取诸多办学革新举措,如男女同校、重视在职教员深造、推行选科制与学分制等,这一时期校长在办学上由取法日本逐渐转向借鉴美国的师范教育模式。1922年新学制颁布后,各高师或升格为师范大学、或改为普通大学。师范大学校长仍以赴日留学为主,但留学欧美的人数增加,且半数校长已取得学位。校长大多担任过教授,渐为身份单纯的学者。因时局动荡、师大生存危机,校长任期较短,且极少数校长仍兼任他职。此时师大初建、根基未稳,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校长为此多方奔走,据理力争,展现出办学者的责任与担当。高师升格为师范大学后最显著的变化是办学宗旨,除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外,校长认为师大亦负有造就教育行政人员、开展教育学术研究的使命。师范大学的典型代表为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根据这一办学使命完善系科设置、开展学术研究。值得注意的是,1929年后校长办学深受大学的影响,师大曾一度削弱其自身的独特性。1938年设立师范学院,独立师范学院院长大多留学欧美,约半数院长取得教育硕士或博士学位;大多数院长为教授,体现出学者办学的特点。他们的任期多在一年以上,且出现一批任期长、办学成绩突出的院长。这一时期院长皆为校内兼职,且多兼教职,这与当时师资匮乏不无关系。新制初建,院长既在两届高级师范教育会议上共同探讨师院制度,又对相关政策各抒己见,这些认识与看法透露出他们的办学理念,并反映在办学之中。与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在办学之初可充分利用文理学院的资源不同,独立师范学院院长一切从无办起,廖世承、查良钊的办学事迹表明这一时期院长在办学中面临重重困难。此外,注重辅导地方中等教育、发展社会教育,是他们办学的显著特点。要言之,校长在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任期长短、兼职情况上的特点体现在办学中,亦影响其办学。在我国高等师范教育最初发展的47年间,因制度迭易,办学者始终身处变化之中,他们以探索应对所有的变,并为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做出重要的探索之功。